“承认理论”最早属于政治学和哲学的理论范畴。“承认”一词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泰勒的承认理论是对古典的“承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成为“承认政治”，用于解决多元文化社会中群体间的承认问题。泰勒在总结了早期“承认理论”后认为，“承认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先天的；它必须被看作是由绝对自我构成并相对于绝对自我的”。换句话说，“承认”是主体间关系之下，在与他者的互动之中才得以实现。“承认”是“认同”过程的必经之路。在早期，“由社会地位决定的认同, 由于其基础是人人都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范畴, 内在地包含着普遍的承认。然而, 内在发生的, 个人的和独特的认同却不能先验地享有这种承认”。“‘认同’强调的是同一性，基础是‘同’，这种‘同’也暗涵了一种强制性和排它性。而‘承认’强调的是一种多元性、多样性、宽容性，它蕴含承认差异、承认他者的包容心态”。这意味着，“认同”强调的是主体间互动之中的平等与尊重，而“承认”强调的是对主体个体或其独特性的认同。可以说，承认是认同的前提。因此“得不到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会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于虚假的，被扭曲的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
在小说中，以“将军”为首的越南人，从越南逃离的那一刻起被贴上了“不再是主权国家的公民，而是无国籍的难民”标签。他们的身份从此被定格为“扭曲”的形象，注定得不到平等的承认。泰勒认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会遭受到实实在在的伤害和歪曲……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这种扭曲的承认往往表现为对他者缺乏应有的尊重，否认其独特的存在。在小说中，在逃难的路上，“将军”一行人辗转在不同的难民营接受安置，那里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我们淋浴的地方只有有限的几个喷头，我们与陌生人在棚屋里一同生活……几张用晾衣绳挂起的床单把棚子分成了不同的家庭单位......棚子里卖淫现象随处可见，暴露在孩子与旁人面前，显得毫无廉耻之心！”在这种条件下，难民们没有隐私，没有身份，更没有自尊。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可能获得来自他人的承认与认可。即便到达美国后，这些难民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转。他们被安置在一个难民营，等待“救助者”把他们“领走”。因为，“没有救助者，他们不放我们走。救助者的工作就是保证我们不会依赖福利国家。我们中间，那些没有得到救助的人向曾经雇佣我们的公司，向曾给予我们通信的士兵，向曾与我们睡过的情人，向能对几乎不相识的人给予同情的教堂写信，希望得到他们的捐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救助人”。
这种依附关系就是一种“不承认”或者是“扭曲的承认”，因为美国救助者占据优先地位，掌握着主动权，而这些难民只有顺从与依附，毫无选择与权利可言。这必然导致主体与他者之间平衡关系的坍塌，让两者之间的平衡与互动关系陷入崩溃的绝境。在这种扭曲的承认条件下，难民在美国的生活注定是一场悲剧，永远沦陷于种族歧视的深渊。在美国，将军和夫人失去了往日的身份与生活，为了生计被迫与普通人一样为生活琐碎奔波劳碌。同样那些曾经在越南的高官将领也难逃此劫，他们中“曾经的军官上校当了门卫，发起冲锋的陆军少校当了机械工，侦查游击队的上尉当了快餐厨师，英勇无敌的陆军中卫当了快递员”。这表明这些曾经的官员今非昔比，在美国他们只是“底层人”，自然不会在美国得到任何的“承认”。结果就是“拒绝给予承认可以对被拒绝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为他人设计一种低劣和卑贱的形象, 而这种形象又被后者所内化, 就会构成实实在在的扭曲和压迫”。
这种“扭曲和压迫”感尤其体现在主人公“我”身上。首先，“私生子”的身世是他与生俱来的、无法摆脱的困境，是他获得“承认”最原初的障碍。父亲对他视若无睹，不予相认，亲戚对他嫌弃唾骂，同学对他欺凌羞辱，周围的人视他为“异类”。所有的这些“扭曲的承认”对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创伤烙印。他为了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他加入了北越共产党，以间谍身份成功打入了南越政府内部，成为 “将军”的副官，让他获得了一种“外在”的身份和优越感。然而，这些“加官进爵”后来证明是祸不是福，让他陷入了“蔑视”的万丈深渊。 “承认就是拒绝一切形式的蔑视。相反，蔑视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承认”。因此，“‘蔑视’一词所含意义就是人的特殊脆弱性，它来自与黑格尔和米德所揭示的个体化与承认之间的相互依存”。而在蔑视的形式中，虐待是最为基本的一种。“在实际的虐待形式中，一个人被强制地剥夺了自由支配其肉体的一切机会，这种虐待形式就是最根本的个人贬黜形式……这种形式的肉体伤害所引起的并非纯粹是肉体的痛苦，而是一种与在他人的淫威之下感到孤独无助、无法自卫相联系的痛苦，以致个人在现实中感到失去了自我”。
主人公在北越监狱中受尽了惨绝人寰的虐待，让他失去了自信、自尊与自我，彻底击垮了他得到“承认”的愿望。起初，主人公妄想着，跟随将军武装的“游击队”打回越南，回归自己的“组织”，找回他的“身份”与自信。然而，北越党派对主人公的身份和动机产生了怀疑，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让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在狱中，刑讯逼供者给他喂了“老鼠肉”，让他恶心难耐。为了“撬开”主人公的嘴，他们对他实施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折磨与酷刑。“他们蒙着我的眼睛脱光了他的衣服，把泡沫塞进了他的耳朵，让我看不见也听不见。之后他们把我裸露的身体用绳子从胸前缠绕到脚踝让我动弹不得”，“天气的闷热，内心的愤怒与恐惧让我大汗淋漓”。紧接着审讯者开始间歇性地用穿着坚硬鞋子的脚戳他裸露的肉身，不让他入睡，也不让他得到片刻的休息。之后他们又带他到另一个刑讯室，揭开蒙他眼睛的布，把他放置在强光灯下，让他的眼睛在强光下疼痛难耐。紧接着他们对他实施了“电刑”，让电线连接着他的脚指头，让他身体上最敏感脆弱的神经时刻保持紧张状态。进过这些惨无人道的刑讯经历否认了他作为一名北越党派分子的资格，否认了他在潜伏期间所做的努力，把他从群体中彻底“清除出去”。正如霍耐特认为“每一个个体即米德所说的‘客我’的规范的自我形象都取决于他人持久支持的可能性，所以，蔑视的经验就是使个体面临着一种伤害的危险，可能会把整个人的同一性带向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