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命运：《裘力斯·恺撒》中的悲剧范式解读

摘  要：古典希腊悲剧宣扬‘命运说’，认为命运压到英雄。本文以谋杀恺撒为切入点，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论’、黑格尔的‘冲突论’以及布拉德雷等有关悲剧和悲剧人物范式的相关理论论述，对《裘力斯·恺撒》中主要人物的性格进行了剖析，认为剧中恺撒和谋杀者勃鲁特斯、凯歇斯等人的遭遇与其自身的性格无不存在关联性，他们的性格演变和发展是自身悲剧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悲剧的诱因皆出于他们性格的缺陷，故从这种意义上讲《裘》剧堪称是“性格悲剧”的典范。《裘》剧中的悲剧模式揭开了莎士比亚悲剧的面纱，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诞生做了有意义的尝试。

关键词：谋杀；性格；悲剧；冲突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在论及莎士比亚悲剧与传统悲剧的关系时，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斯塔尔夫人说：“希腊人相信像霹雷一样惊天动地、颠倒乾坤的宿命论。而近代的人，特别是莎士比亚，却找到了人类激情在哲学必然性上的最深刻的根源”。[1]古希腊人认为苦难是由于命运造成的，因此许多人用命运来解释悲剧，尤其是希腊悲剧经常把造成悲剧的原因归为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或者是神的旨意。英国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布拉德雷说过：“如果悲剧不是一种痛苦的神秘，那它就不成其为悲剧。”[2] 歌德也曾指出：“古代的悲剧是以一种不可避免的天命为基础的，抵御它的愿望只是使它更严酷，更快速地来临。……而愿望是近代的神，……由于我们把愿望替代了可怖的天命，产生了所谓的戏剧，……由于莎士比亚以一种极巧妙的方式把古与今结合起来，他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剧中愿望与天命竭力想使自己达成平衡；二者进行强烈的斗争，可是在斗争中，愿望总是处于劣势。也许没有人比他更瑰丽地描绘了愿望与天命二者之间在个人性格中的伟大的初次的交织”。[3]

2．《裘》剧对于传统悲剧理论的提升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悲剧论断中倡导悲剧“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点”并可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4]对于悲剧里的主要人物应具备的资格和条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第二、五、十三章作了详细表述，提出了悲剧人物‘过失论’或‘见事不明论’[5]范式。亚氏的悲剧人物范式阐释源于他对于“悲剧人格”的理解。悲剧人格是指悲剧里的主人公应该具有的品质和资格。在《诗学》的第二章他说道：喜剧摹仿“坏人”、“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摹仿“好人”、“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4]即而，他对好人、坏人的指代范围进行了限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里提到的“好人”是有限度的，主人公应是“不十分善良”的人，不应是好到极点的人。至于悲剧中的其他人物，则仍应为好人。这种‘坏人’不是指‘极恶的人’，因为一个极恶的人与我们不相似，因此我们不认为我们也会象他那样遭受厄运，不致为自己会遭受他那种厄运而发生恐惧之情，而是指‘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的人与‘与我们相似’[4]的受难者。

在《裘力斯·恺撒》（下称《裘》剧）中，莎士比亚从人物自身寻找悲剧根源，揭示了造成悲剧的内在因素。布拉德雷说过“把主人公看成简直完全是被外部力量摧毁的人，这对于莎士比亚是全然格格不入的；认为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缺点的行为促进了主人公的灭亡，这对于莎士比亚也是全然背道而驰的。”“莎士比亚悲剧的中心可以说在于由性格产生的行动……。苦难和灾祸不可避免地是来自人们的各种行为，而这些行为的主要源泉是性格。”[3]。由此可见，莎士比亚的悲剧理念与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悲剧论断一脉相承，又进一步突出表现了人物的内心矛盾，将悲剧原因深化为人物自身的性格冲突。##end##

早期的希腊悲剧往往归因于命运力量的过于强大，是命运压倒了英雄。而布拉德雷在其著名论文《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中指出：“一出莎士比亚悲剧可以叫做一个把身居高位的人引向死亡的异乎寻常的灾难的故事”。[3]就是这个“异乎寻常”，足以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恐惧和悲伤。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主人公虽都出身名门，身居要位，但都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剧中的冲突不再是人与命运的抗衡，而是人与人的冲突，即英雄式人物的悲剧史；不单单是人与外界的冲突，更多的是对于灵魂深处人性的折射。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的悲剧是人的悲剧，其发展和前进是有无数个性格选择来推动的，选择的不可避免正如痛苦的不可避免，因为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其选择带来的痛苦也皆是由人来承担的。剧中矛盾冲突尖锐激烈，再现了恺撒和勃鲁特斯这些历史人物在危难时刻的性格取向与命运抉择。正如剧中凯歇斯对勃鲁特斯说的那样“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特斯，那错处不在于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①

《裘》剧是莎士比亚创作中期具有典型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这一时期是莎士比亚思想与艺术成熟与深化的阶段。它的问世标志着莎士比亚在戏剧体裁创作方面走上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即由前期喜剧写作转为后期悲剧创作。这一转型期间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主题、模式和手法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以适用新的题材表现形式。该剧是莎士比亚根据诗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改编而成的历史悲剧。它借古喻今，深入探讨了以恺撒为代表的统治者与以勃鲁特斯、凯歇斯为首的在野派之间的尖锐权利斗争，其悲剧的主要内容涵盖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内心深处的冲突。这里莎翁将政治谋杀事件深化成复杂的性格悲剧，显示出更深刻的人性思考的容量。他在哈姆雷特第三幕中曾说过,戏剧就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作为试验剧本，《裘》剧不但照出了那个时代，也照出了人性。该剧之所以能够从一般的历史剧深化为历史悲剧归功于莎士比亚对于恺撒这个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同情，同时也是对于谋杀者勃鲁特斯这个悲剧人物的成功塑造。通过论述这些人物的性格演变与其自身命运的内在关系，本文探究了他们悲剧的原由和实质，凸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艺作品对于人性的渴望。著名莎学专家阿尼克斯特在评论此剧时曾指出：“《裘力斯·恺撒》揭开了莎士比亚悲剧创作时期的序幕……在罗马人的脸谱下隐藏着莎士比亚时代人们的真相”。[6]

3.《裘力斯·恺撒》中的悲剧人物和性格解析

3.1恺撒——‘过失论’中的悲剧人物

“在莎士比亚看来，悲剧总是与身居高位的人有关。”[3]他们的悲剧容易造成举国颠覆、震撼人心的后果，从而能够产生崇高的美学效果。恺撒粗犷的气质与豪迈不羁的性格，勇武盖世的英雄气概与仁慈和厚的情怀使他成为莎士比亚笔下最典型的悲剧英雄人物的代表，而且是一个颇具人格魅力的悲剧英雄。

二十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弗洛姆认为：“气质与性格共同组成了人的人格。人格是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全部心理特征，也是人成为独一无二之个体的特征”。[7]在《裘》剧中，罗马帝国时期独特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培养了恺撒“言必行，行必果”的品质。恺撒出身于古罗马最高贵的裘力斯家族，自公元49年起，他多次被选为执政官，并被宣布为终身的狄克推多，集大权于一身。作为统治者，恺撒对人民是关心的；作为胜利者，恺撒是谦虚的。不少评论家认为恺撒具有权威、仁爱和诚信三种罗马人的性格品质。著名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在其传世之作《提林阴谋》中指出恺撒是位“功业非凡的人物”，但这一荣誉并非来自他政治上的超凡才能，而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诸如“仁慈而慷慨”、“温和而富有同情心”、“乐善好施”以及“宽宏大度”[8]等等。恺撒对谋杀者勃鲁特斯真诚相待，即便是对待凯歇斯这样的危险人物也礼遇有加。恺撒在剧中出场不多，但他公正无私的人物性格在剧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如第三幕在圣殿前，阿特米多勒斯把警示恺撒的请愿书及时递了上去并且说：“恺撒先读我的，因为我的请愿是跟恺撒很有关系的”。然而恺撒答道：“有关我自己的事情，应当放在末了办”；①接下来，当麦泰勒斯卑言屈膝地为其流放的兄弟求情时，恺撒给予严词拒绝，“这种打躬作揖的玩意儿，也许可以煽动平常人的心，使那已经决定的宣判变成儿戏的法律。可是你不要痴心，以为恺撒也有那样卑劣的血液。。。”；①尤为可贵的是恺撒能够体恤民情，实行仁政于民，颁布了一系列有益于平民的法令，甚至于在其遗嘱中还不忘惠泽苍生。这也是他在剧中倍受人民爱戴，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重要原因。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角自身的过失造成的，而不是什么传统的命运和因果报应观念。正是悲剧主人公——“比今天的人好的人”性格上有缺陷，导致人物的错误和过失，才引发了悲剧。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善良的观众对主角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们才会从剧中人的厄运中取得教训，反省自身，怕自己也会像剧中人那样犯错误而遭难。因此悲剧人物应具有“宁可更好，不要更坏”的品质。他们的遭遇才能“唤起或宣泄怜悯与恐惧之情”，从而使悲剧得到了升华而富有崇高美。

恺撒不是一个完人，他也有致命的性格弱点。综观《裘》剧始终，如果说恺撒需要对自己的死负责的话，那要归结于他那高贵的英雄气质和高傲的个人性格。高贵的出身，官场的纷争，强手对峙中的角逐，种种不利因素，使他始终是孤立的。更重要的是恺撒性格刚愎、自负和高傲。当种种迹象预示其厄运将至时，恺撒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对于妻子的阻劝，他说道：“神明显示这样的奇迹，是要叫怯懦的人知道惭愧，恺撒要是今天为了恐惧而躲在家里，他就是一头没有心的牲畜。”“天意要注定的事，难道是人力所能逃避的吗?” ① 剧中正是恺撒这些性格上的缺陷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注定了他与丑恶同归于尽的悲惨命运。

恺撒坚信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了，真正的勇士一生只能死一次。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人物，在剧里却成为权利争斗的牺牲品，死的惨状让罗马人看后都群情激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恺撒的被杀是“历史上的大悲剧之一。”[9]英美莎学界也认为“勃鲁特斯的刺杀行为是不人道的，因为莎士比亚所受的传统教育中包含着这样的观点——恺撒是历史大变动时期所产生的最高贵的人物。”[10]

3.2 勃鲁特斯——性格悖论中的悲剧人物

弗莱认为莎士比亚悲剧里面的人物性格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裘》剧也不例外，剧中展现了一幅广阔的悲剧画面：上至王公贵族，下至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百姓，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剧中婆娑起舞，而每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每个人都在演绎着自己的悲剧。有一种传统观点将勃鲁特斯奉为悲剧的主角，因为他至少满足亚氏理论的前两个要素。首先他出身显贵，祖先曾经是罗马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本人也是罗马的执政官；其次，剧尾勃鲁特斯在腓力比一役中惨败，走投无路后自杀身亡。例如学者约翰·帕尔默就认为勃鲁特斯是一名“道德高尚”的理想主义者，他之所以参与谋杀恺撒完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抛弃私情挥戈除暴”。[11]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剧中连勃鲁特斯本人也认为杀掉恺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而是“我们应当把他当作一颗蛇蛋，与其让他孵出以后害人，不如趁他还在壳里的时候就把他杀死。” ①。事实上，促成勃鲁特斯走向谋杀之路的力量不是来自外界，而恰恰是他自身性格缺陷和心灵冲突造成的。深入分析勃鲁特斯在剧中的表现，特别是他前后矛盾的性格与其命运之间的关系有助于重新定位他在剧中的人物形象，更好的论证人物性格与其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

同样是悲剧，勃鲁特斯的情形与恺撒却大不相同。勃鲁特斯的悲剧模式从黑格尔的‘冲突论’中找到了理论支持。在分析酿成悲剧的原因时黑格尔列举了三种情况：一是自然本身造成的；二是自然条件引起心灵的冲突，如阶级关系、金钱地位、家庭矛盾等；三是由于黑格尔以精神理念为本源，认为根本冲突应来自心灵本身，真正理想的悲剧性冲突即是由心灵本身的分裂引起的冲突，自己设置自己的对立面，再通过对这个对立面的否定，进而达到否定之否定， 即统一。他认为悲剧理论是建立在合理的冲突，或冲突的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理想的冲突应是“由心灵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组成的。”[12]心灵的冲突是悲剧的最高冲突，悲剧的实质就是伦理实体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而悲剧人物就是伦理实体的负载者。前苏联莎学专家阿尼克斯特说：“他（黑格尔）的可贵处在于，他揭示出人的心灵的复杂辩证法，揭示出一切使生活变为悲剧的东西是如何在心灵里表现出来的。”[6]

勃鲁特斯的悲剧源于他性格中的悖论。首先，违背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勃鲁特斯原本宽厚仁慈，书卷气十足，言语举止无不透出贵族气质。他本该道德至上，清心寡欲，能够抑制欲望而不受环境左右。然而随着恺撒影响的如日中天，勃鲁特斯感觉到他在已习惯的那个封闭社会的固定地位受到了威胁。他与恺撒的关系随即悄然发生了变化，由往昔的挚友变的日益疏远。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再也无法保持惯有的冷静和与世无争的心态，为前途而忧心忡忡。凯歇斯抓住了这一点，几句甜言蜜语和几封匿名信便使得他在情感上彻底远离了恺撒，最终找到了“恺撒会独裁”这个谋杀的理由。勃鲁特斯不喑政治，出于权欲的蛊惑，他轻率地把杀人的剑刺向了自己的朋友而没有考虑到谋杀的政治后果，整个国家都陷入到内乱之中。

其次，勃鲁特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而杀人。他与恺撒感情笃厚，恺撒器重他而他也尊敬恺撒。由于惧怕恺撒称王，他以“有罪推定”的形式谋杀了恺撒。这种抉择是痛苦的，勃鲁特斯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恺撒死后他夜不能寐。在腓利比一役中，他看到了恺撒的鬼魂，那是他长期精神压抑和思想斗争的结果。黑格尔说过“莎士比亚悲剧暗合了奥古斯丁的一句格言：人类的心灵在上帝的怀抱中安息之前，是不会得到安宁的”。[13]莎翁的悲剧之所以富有代表性，关键之一在于他对人物情欲的开掘，对人的内心矛盾、精神痛苦的充分揭示。“莎士比亚是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人类所能设想的两种最有悲剧性的处境，都是首先由莎士比亚描写的，这就是由痛苦而引起的疯狂和遭遇不幸时的孤独。”[3]勃鲁特斯内心的矛盾从他策划谋杀恺撒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歇。鬼魂的出现是他脑中的幻象，更是他内心谴责的外化和膨胀。

勃鲁特斯悲剧的美学价值是在他犯罪过程中那种分裂的、矛盾的、不安的心灵中，是在他与这种痛苦的精神搏斗中。他的悲剧追根溯源系他的性格所致，他自负傲慢和喜听谗言，过于理想化而又不喑政治，再加上他忽视民众的力量，对军事更是知之甚少。恺撒活着的时候，勃鲁特斯只能生活在其光辉的遮蔽之下；恺撒死后，他得到的只是人民的一句“赞赏”——让他作恺撒，让恺撒的一切光荣都归于勃鲁特斯。（第三幕第二场）为了维护既得势力他谋杀了自己的朋友，因谋杀而起战乱，一切又都不复存在。勃鲁特斯的性格缺陷使得他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恺撒的影子，酿成了自身和社会的双重悲剧。

勃鲁特斯的悲剧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后期由于对个性自由的片面追求所导致的人的无节制的种种激情和欲望。“他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的把握。”[14]

 3.3凯歇斯——性格悲剧的始作俑者

《裘》剧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凯歇斯的可悲下场也没有超出性格悲剧的范畴。凯歇斯是谋杀恺撒的始作佣者。他是一个信奉伊壁鸠鲁哲学的时务家。“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注重生活享受，不信神怪但善用心机和权术”是凯歇斯一生真实的写照。恺撒对他的评价是——“像他这种人，要是看见有人高过他，心里就会觉得不舒服”。①他不满恺撒的高位和大权，嫉妒使他用尽心思。鉴于自己力量单薄，凯歇斯察言观色，洞悉到了流露在勃鲁特斯脸上的忧愁，于是萌发了与他联手谋杀恺撒的念头。在凯歇斯看来，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伍，因为即使高贵的天性也可以被诱入歧途，况且勃鲁特斯也并非是个个性刚强不受诱惑的人。可悲的是他临死之前也像勃鲁特斯一样竟然相信起了鬼神——“现在我的思想却改变了，有些相信起预兆了。我们从萨狄斯开拔前来的时候，有两头猛鹰在空中飞下，栖止在我们从前的那个旗手的肩上……今天早上，他们却飞去不见了，代替他们的只有一群乌鸦，在我们头顶盘旋，好象把我们当作垂毙的猎物一般；他们的黑影象是一顶不祥的华盖，掩覆着我们末日在迩的军队。” ①这种与他的人生哲学相左的做法最终使凯歇斯听了误报而自杀身亡，这种心中有鬼的表现恰好印证了谋杀恺撒的非正义性，同时也是其性格分裂的最充分例证。

在《裘》剧中，作为全部事件的见证者和推动者，罗马市民没有受到一连串谋杀事件的左右。在已往的评价里罗马市民被视为没有主见、左右摇摆的庸俗市民，其实不然，罗马市民自有他们自己的主见和选择。他们对共和充满了希望和期待，所以当恺撒胜利凯旋时，他们夹道欢迎恺撒；当他们听了勃鲁特斯演讲的鼓惑后认为恺撒有剥夺他们共和的嫌疑时他们反对恺撒；而当他们发现恺撒并不是他们的敌人时，他们又奋起为恺撒复仇。正是因为他们对共和的信仰使他们做出如此的反应。他们爱憎分明，谁能为他们带来安宁的生活他们就拥护谁；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爱和恨。正是这些罗马人决定了由谋杀恺撒引起的这场悲剧的最终结果，他们做出了历史的选择！

4.结束语

莎士比亚把戏剧看作“时代的缩影”，包罗人间万象，更映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人性的脆弱。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非上帝是他渺小和坠毁的原因。但是他能把人类的种种可能性推展到极限，并会明知故干地被它们所摧毁——这正是他的伟大之所在。”[15]莎士比亚自己也讲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16]他的悲剧人物面对剧中揭示的真实时，通过战栗和痛苦把自大、轻狂、虚荣、麻木等淤积的‘情垢’荡涤一净，洗出本真的我，赤裸裸地承受真实。悲剧结局不是为了提供遁逸的理由。痛苦不是过渡，它是绝对的，痛苦的力量使人回归自我、认识自我。悲剧并非使人超越以进入深的境界，而是把人放在他原本的位置——人间。

在《裘》剧中莎士比亚对于悲剧的演绎同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人的悲剧理论诠释一脉相承，又把更多人文主义因素融入到其中。较之前期的戏剧作品，剧中的浪漫主义光辉越来越弱，现实主义描写日益突出。在莎翁笔下，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其主题涉及了人生和人性的各个层次，承载着深刻广博的人文精神。通过悲剧人物的遭遇，表现人内心的矛盾冲突，表现人性的双重性，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对立统一。莎士比亚戏剧中悲剧人物的毁灭，昭示了人作为精神存在的意义。他的悲剧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现实主义最高峰，对人性的剖析出神入化，刻画的人物有血有肉，心灵有善有恶，命运有喜有悲，不多的笔墨给读者带来的却是无限的思索。他悲剧中的主人公的性格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人物内部矛盾的心理冲突更是悲剧命运的基础和前提，他们性格的演变和发展则推动了悲剧的产生。

《裘》剧中对于悲剧理论的尝试，特别是它确立起来的‘性格悲剧’模式在代表着莎士比亚最高成就的四大悲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使它们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精品。正如约翰逊称赞莎士比亚的作品时说的：“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会冲刷其它诗人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象花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17]

注释：

① 文中对于《裘》剧原文的引用均摘自朱生豪先生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

参考文献：                                               

[1] 斯塔尔夫人. 论莎士比亚的悲剧[A].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C]. 杨周翰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p361, p363.

[2] 布拉德雷. 莎士比亚悲剧[M]. 伦敦: 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 1995, p28.

[3] 布拉德雷. 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A].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C]. 杨周翰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p304, p26, p35, p5, p19.

[4] 亚力士多德. 诗学[M]. 罗念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p19, p8-9, p39.

[5] 任生名. 西方现代悲剧论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p4. 

[6] 阿尼克斯特. 莎士比亚的创作[M]. 徐克勤译.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p403, p369.

[7] 郑雪. 人格心理学[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p75.

[8] 撒路斯提乌斯. 喀提林阴谋[M]. 王以铸, 崔妙因译. 北京: 商务印刷馆, 2004, p425.

[9] 威尔·杜兰. 恺撒与基督[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p251.

[10] 拉尔夫·霍顿. 裘力斯·恺撒[M]. 伦敦: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 1938, p163.

[11] 威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Z]. 郑士生, 冼宁, 李肇星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p6.

[12] 黑格尔. 美学(第三卷下册)[M]. 北京: 商务印刷出版社, 1981, p308.

[13] Battenhouse, Roy. Shakespeare’s Christian Dimen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4, p17.

[14]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Μ].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p7.

[15] 卡尔·雅斯贝尔斯. 悲剧的超越[M]. 亦春译.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8, p45.

[16] 莎士比亚全集(九) [Μ]. 朱生豪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p68.

[17] 约翰生. 莎士比亚戏剧集[M]. 李赋宁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p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