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级申诉》创作于太宰治婚后的第二年。在此之前太宰治的个人感情生活非常丰富，曾与酒吧侍女田部、艺伎小山初代有过轰轰烈烈的殉情经历。而婚后又与女读者山崎富荣产生不伦恋情，最终为了坚守爱情双双投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太宰治除了主动发生过爱情中的“背叛”行为外，也曾蒙受过小山与其他男性偷情的“背叛”之耻（后胁迫小山殉情，但因药物剂量不足无果）。这种在太宰治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主动背叛”和“遭受背叛”的经历，使他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产生一种自我独特的心理认知，太宰治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道：“爱别人首先必须得先爱自己，如果讨厌自己那就理所应当地该去自杀了。”在对“爱”的理解上，太宰治本人与作品中的犹大显示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个人情感中，背叛他人后自发的省察意识和遭受背叛而触发的反抗意识，太宰治都将其理解为一种爱的表现，而《越级申诉》中犹大出卖耶稣前的内心忏悔和出卖耶稣后的理性辩护行为，与太宰治本人的价值观相当契合。
但要弄清太宰治如何构建《越级申诉》中的犹大形象，不可避免地要考察太宰治与基督教的关系。正如佐古纯一郎（1992）所指，如果无视《圣经》与太宰文学的关联就无法真正读懂太宰小说。太宰治一生接触基督教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二时期（1940-1942）太宰治对基督教的接受主要是把《圣经》作为翻案小说的写作素材来使用的。
太宰治熟读《圣经》，但奉行无教会主义，不进教会也未曾受洗。他对耶稣的情感依靠倾向于一种单纯的、个人的追随与爱慕，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与西方基督教信仰是有差别的。随着《圣经》地深入阅读，基督教思想带给太宰治的安慰与鼓舞作用也发生变化，渐渐成为其矛盾与苦恼的来源。其在《苦恼的年鉴》中写到：“我几乎全部的苦恼，都来源于耶稣基督的‘爱人如爱己’这一难题。”对于太宰治来说，耶稣基督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救世主，只是能够约束自我行为的立法者，基督教精神逐渐被太宰治相对化。太宰治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也深知自己不可能成为耶稣教诲的合格践行者，也不相信对罪的忏悔可以获得耶稣的赦免，其在《风之信》中曾写到：“忏悔并不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而是接受上帝的惩罚。”
如此，太宰治对《圣经》的解读具有鲜明的自我特色。《越级申诉》中有三处《圣经》原文引用，其中“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被解读成门徒在缺乏粮食的时候没有办法寻找到食物，如果没有犹大的奉献耶稣早就倒闭荒野。另一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犹大口中变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鬼扯和谎言”。而神殿逐商时耶稣大段的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训斥，被犹大解读为“难以置信”且认为耶稣已经“罪无可赦”。另外，小说中描写的对玛利亚的“嫉妒”与“发怒”、对无法获得耶稣反馈之爱时的“苦闷”等心理行为与《圣经》中爱是“恒久忍耐”“不嫉妒”“不轻易发怒”等教导是完全背离的，在种种独白辩护之下反衬出的犹大形象与圣经中“未经悔改”、“假冒伪善”、“贪爱钱财”的犹大形象也不相同。作品更多地将犹大行为正当化，并没有显示出作家在神学层面上对犹大“灵死”“身死”和“永死”的批判。
同时，透过小说太宰治也通过犹大之眼反思着耶稣。小说通过神殿逐商、逾越节骑驴等一系列事件来展现了耶稣如何在群众中树立起他的权威，这些事件几乎都是直接引用《圣经》。不过，小说并没有选择那些耶稣施行神迹的故事，而是试图以现实的逻辑来解释耶稣的权威，甚至是有意消解耶稣的神性。尤其是写到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小说不仅对耶稣的表演性质毫不讳言，也并未说明耶稣骑驴这一行为所包含的宗教意义--弥赛亚以谦卑的姿态降临。相反，小说不无嘲讽地把这一事件描绘成了一出“喜剧”，群众的狂热，耶稣的含泪隐退，犹大的难以置信和彻底破灭。不可否认宗教约束在作家身上仍发挥着作用，致使太宰治尚不敢僭越改写耶稣形象。但另一方面，太宰治又通过犹大视角否认了作为神之子的耶稣。在这里，太宰治与犹大的关系既是统一的又是剥离的，太宰治本人并未否认耶稣“神之子”的地位。他看到了犹大行为的虚妄与危险，却又无法正确想象一个成长于现实社会的“神之子”耶稣，他看到了耶稣的爱给受苦的人们带来真实的安慰，但也怀疑这种安慰是否能转化成坚实的信仰。
因此，《越级申诉》中太宰治透过犹大这一形象的构建，表明了自己理想与信仰间的矛盾和差距。太宰治的《圣经》理解和对基督精神的认同是相对的，片面的、充满个性化的。他将带有自我独特理解的耶稣基督的言行、教诲和思想融入到《越级申诉》小说的理念与艺术创作中，透过小说中犹大对卖主行为的独白式控诉，深刻诠释了作家自己对耶稣和《圣经》中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