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华贸易战的“战术性暂停”，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只是遏制战略的阶段性差异。中美期限谈判或许会签订某种贸易协议，中美经贸博弈出现程度不同的暂时缓和，但从本质上讲,美终将走向对华战略遏制，是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实力变化及其矛盾和冲突的必然反映。
（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美国的战略恐惧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82.71万亿（12.25万亿美元），已经达美国经济规模的63.28%；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达27.79万亿，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外汇储备达3.1121万亿美元，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的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力、教育普及率等提升迅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美欧日三家总和。
面对中国这种奇迹般的快速发展，美国感到极大的恐惧。在美国看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其最大核心利益便是维持其霸权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国的挑战。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触碰到“美国第一”，美国明显感觉到有能力挑战自己的是中国而非俄罗斯。美国的这种认识、判断和恐惧，引发了近年来美国精英阶层大讨论。讨论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几十年来美国对华实施的“战略接触”，即在“接触”中引导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使其演变成为“西方模样”的战略已经失败，应该毫不犹豫地将中国视为美国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是这种思路和背景下的产物。
国际上很多专家对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战略转型作出清醒判断。如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指出：“我认为美国发生了非常大的政治转变。不仅仅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也转向更加反华的立场。” 这源于“两个假设支撑了美国人的对华态度：一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永远不会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二是中国会变得和西方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除非你变得更美国，否则你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政治也不会稳定，因此永远不会真正成功”。然而中国的经济成功完全颠覆了这两个假设。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遏制正是这种是焦虑、失望以及愤怒情绪日益增强的产物和表达。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撰文写道：“美国的精英阶层几乎对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形成了很高的共识度。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美国国内各方面的力量，在中国问题上几乎结成了统一战线的原因。尽管建制派对特朗普的各种政策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唯独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们都是高度支持的，有些甚至认为还不够强硬。”上述观点从历史视角解释了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二）“中国经济模式”引发美国强烈的战略敌意
何为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经济模式”？2018年7月26日，美国在向WTO总理事会提交的《中国贸易破坏性的经济模式》文件中指明：“中国经济模式”是由“党与政府构建的非市场导向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由政府主导中国经济的基本目标和核心构架，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以及社会资源，均由政府控制，中国政府的行为以及大规模的市场扭曲补贴与其他政策推动了产能过剩，损害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创新与技术发展，对美国及其WTO其他成员国造成了损害，因而是一个“破坏市场规则”的经济模式。
美国对上述“中国经济模式”的定性和特征描述，依据的标准显然是美国现行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美国看来，美国的经济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应作为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其实，西方学者对此也持有不同观点。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只有西方模式。“中国与旧的苏联模式和西方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中国在向西方学习，但中国仍然与西方不同。维持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能够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传统中吸取不同的元素，然后以一种非常独特的中国方式将它们结合起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表明，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因而世界上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中国正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其市场经济模式必然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但是，美国完全否认中国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伟大创举，对中国的改革充满敌意，依照“美国标准”认定，中国没有遵守入世的承诺，没有继续走市场道路，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实施了大量损害美国利益的不公平贸易，因而长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求重审、甚至取消中国的WTO成员资格。
（三）特朗普政治信仰与国内矛盾的交织导向对华战略遏制
当今美国面临日益激化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制造业流失、产业空心化，工厂倒闭，贸易逆差，债台高筑，基础设施老旧，社会财富分配日趋恶化等。美国社会充满着不满和焦虑。
这些矛盾和问题发生在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导致资金、技术、投资和贸易等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实现分工与协作在世界范围的相互融合。美国作为牵引经济全球化最发达的国家，产业链条中的高端核心资产日趋聚焦国内，中低端不断外移海外。伴随这个过程，社会财富也同步由中低阶层向华尔街集中，特别是美国制造业的中低端生产外移，国内生产和管理的岗位日益减少，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的收入相应减少。不断流入的各种移民，更加剧了这种矛盾。随着产业外移，制造业空虚，人们所需生活物品势必依赖海外，导致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和随之而来贸易逆差的巨额增长。为维持国内基本支出，特别是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政府只能借债度日。此时美国政府仍把重点放在对外扩张霸权上，国内急需的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被严重延误，每年把几千亿军费花在没有希望的海外。美国普通民众面对这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充满着失望、不满和愤怒，2011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其典型反映。他们急切期盼有一个能推进变革且代表他们利益的领袖人物。
正是在这种国内矛盾不断激化的状况下，美国中低收入人群裹携的一股强大民粹主义浪潮把特朗普推进了白宫。特朗普在政治上自称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信仰美国传统基督教价值观，尤其信奉艾茵·兰德的极端资本主义“理性的私利”哲学思想。特朗普在很多场合热情推荐艾茵·兰德的著作，自称是艾茵·兰德“粉丝”，不止一次说艾茵·兰德是他的“思想偶像”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呼吁“反对社会主义”，便是其内在价值追求的外在表现，是特里普政治信仰的公开宣誓。
特朗普“理性利己” 民族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融合，必然滑向对华遏制。特朗普在总统就职演讲中宣称，以往的精英政府对内没有顾及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对外进行无意义的战争。从今开始，他将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基准，实行“美国优先”，以实现“美国再次强大” 的目标。两年来，特里普政府采取的制造业回归、提升关税，分摊军费，国际“退群”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 的行动，均是特朗普一己之私的狭隘民族主义使然。需要指出，特朗普政府上述内外政策的战略重点，是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出口贸易损害美国国的国家利益，抢夺了美国的工作岗位，导致了美国的衰退，因而以贸易逆差为借口，疯狂挑起多轮贸易战，对华实施全面的制裁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