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权秩序下的女性处境
《好女人们》中的四个女主角性格各异，却同样在60年代巴黎自由疯狂的城市生活中被导向没有出路的女性命运。瑞塔在与未婚夫父母见面时艰难应对着对方的家长式“审视”。珍奈特则因为害怕夜总会歌手身份可能招来的非议而被迫过着白日与夜的双重生活。另外两个角色的遭遇，以及电影就此在叙事结构上的铺排则更为关键——导演在第一场戏中就将安静优雅的雅克琳与活泼狂野的夏尔进行了对比，紧接着，夏布洛尔出示了夏尔的处境：在这场两男两女的约会中，由于雅克琳的提前离开，夏尔最终被迫要与两个男人一同做爱。而乖巧、敏感的雅克琳的命运在影片的最后时刻加以揭示：那个跟踪她、保护她的高大的英雄式的爱人实际上患有精神疾病，在两人第一次约会时就将雅克琳扼死在了草丛中。
如果说在此之前，《好女人们》看起来更像是通过青年女性的生活反映彼时巴黎社会，那么雅克琳的死及电影在结构上对雅克琳与夏尔的并置，无疑旨在揭破那个长久以来的父权谎言/神话（myth）：自爱的女孩才能得到幸福，或者说这个谎言的另一面：女孩的不幸源于她的不检点。夏布洛尔在《好女人们》中建立的女人群像，最终只通向一个主题：女人的自由是虚假的，女人根本的处境是低下的、被动的。
《女人韵事》原名“Une Affaire de Femme”（一件女人的事）。这部讲述主人公玛丽在维希法国时期违法地提供堕胎服务，并以此获取金钱实现理想的电影，通过设置主人公的儿子这一旁观视角，将表层的个体叙事深化为一部追讨国殇的忆苦之作。影片鲜明的政治性及其对维希政府的批判，表明（堕胎）这件“女人的事”并非只是“女人”的事，就此讽刺了父权社会几乎从不把“女人的事”看作是结构性的公共议题的事实。其次，由于在法国，法律禁止堕胎绝非维希时期特色，且在天主教文化相对深厚的西方语境中，“堕胎”话题仍争议不断，因而这一元素绝不可能是反观政治、批判公权的最佳选择。除了选题上的鲜明倾向外，夏布洛尔还在影片中展示出对母亲身份的深刻认识。西蒙娜·德·波伏瓦描述过一种“支配欲和肉欲很强烈的”占有型母亲，即孩子（通常是幼小的）是因其“标准的洋娃娃”的特征而受到母亲宠爱，这情况反映出母亲自身的心理匮乏——尤其爱一个被控制的他者，借此充实自身。影片正是通过设计玛丽对被打扮成洋娃娃的小女儿和更个体化的大儿子的偏爱的转变、呈现堕胎者之一贾斯敏对多育给自己带来的极端痛苦的大段剖白，揭破母亲神话:“不存在母性的‘本能’......母亲的态度是由她的整个处境和她承受的方式决定的......它是多种多样的”，由此达成对女性个体处境的深度关注。
（二）精神变态的女人
法国在30年代曾发生一起引起轰动的案件：少女维奥莱特成长在一个传统工人家庭，但秘密展开着另一种生活：无目的的游荡和滥交。在偶然结识她的“真命天子”后，深陷爱情的她为供养情人不断盗窃父母的积蓄，甚至毒杀双亲。改编自此案的《维奥莱特·诺齐埃尔》（Violette Noziere）通过闪回童年回忆、梦境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索，在个体精神层面而非叙事上构建起导演对这桩奇案的追因。电影在人物造型上将维奥莱特生活的分裂可视化，正如她对物质（包括肉欲）的格外迷恋，维奥莱特对更替服饰仪式般的追求是其恋物倾向的放大。在（与情人幽会的）旅馆房间内设置的大量镜像由于仅仅存在于性爱空间中，使得维奥莱特凝视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肉体上——这种自恋与恋物交织的状态揭示的是她的心理特征：匮乏。
在维奥莱特的成长中，传统父亲权威首先是丧失的，经济地位低下的父亲在她的记忆中总以火车头上满身污渍的工人形象迅速远逝。然而母亲对维奥莱特情感需求的忽视、对女儿与丈夫亲密关系的强烈嫉妒，进一步加重着维奥莱特的不安与匮乏感。维奥莱特在监狱中表达了对父母的爱，“但我并不后悔，我对父母做的事扑灭了我的欲望”。她的弑亲行为，是对自己童年失衡体验的一次彻底清算。
和《女人韵事》相似，1992年的影片《贝蒂》（Betty）同样涉及对“母爱”的否认。因偷情遭发现而被家庭驱逐的贝蒂这样告诉朋友：“现在她们（两个女儿）不是我的孩子了，实际上我认为她们以前也不是......你真的相信母爱吗？”但在《贝蒂》中，母爱缺失是对资产阶级虚伪生活的批判——影片最重要的主题。然而，要理解主人公贝蒂为何不断寻找情人，仅仅认为这来自于她对冷漠婚姻生活的反抗是不够的，这种近乎自虐的性追求早在她少女时期就形成了——她撞见伯父强奸来帮佣的孤女德莱塞。由于母亲缺席、伯母又显然年龄过大，贝蒂自然但错误地在“大姑娘”德莱塞身上寻找自己的未来。当德莱塞的遭遇将“命运”揭示在她面前，贝蒂很不幸地“在一种......晦暗的罪行的形式下发现了她的性别”。导演甚至直接安排了一个医科学生对贝蒂进行精神分析：“德莱塞是对你童年影响最大的人了......你妒忌她，想处于她的位置.....女人应该为男人受苦，那是你的看法”。
《第二性》将少女的自残性行为看作以伤害自己肉体的拒绝的方式接受自己并不令人满意的未来，这种自虐也体现在对“肮脏”事物的兴趣上，“‘令人厌恶的’东西往往吸引着她......她在亲近她所反感的东西中自我满足时，却正好是在否认它”。对贝蒂来说，这种自虐或曰施虐受虐的行为延续了下来，无节制的性是她对“受苦”命运的拥抱，“感兴趣”成为克服恐惧的方式。显而易见，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陷阱，因为正如贝蒂所承认的：“他（医学生）说的没错，我认为女人必须受苦，做个受害者”——无论是接受或是反抗都被抵消了，它们始终在构成对贝蒂自己的惩罚、始终是对她受害者身份的成全——她不喜欢她选择的生活。贝蒂在梦里曾回忆起童年时母亲对自己的惩罚，弄脏衣服的小贝蒂被罚写：“我是一个肮脏的女孩”。“是，我是很肮脏，”她在昏睡中这样呢喃，“但我也想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