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以后，经过改造的阶级关系及阶级矛盾继续以种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常常表现为白人对黑人的恐惧。部分南非白人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在21世纪资本主义危机的重重压力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表现在他们日益增加的债务上。此外，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阶层的南非白人小农场主几乎消失了，因为他们被大型农业企业吞并了。非国大灾难性的统治进一步强化了白人中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思想，因为人们认为，“黑人政府”是南非出现经济危机、社会基础设施不断恶化和社会中充斥着腐败与任人唯亲的原因，所有这些都给中产阶级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经济负担。不过，我们之所以说非国大的统治是灾难性的，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黑人政府，而是因为它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
然而，目前大多数白人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这种新的、不分种族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经济特权，这种特权根植于阶级不平等和资本主义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白人，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统治社会的重要的稳定器。然而，白人中产阶级并不特别支持新的非国大首脑，因为他们认为正是他削弱了白人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不过，在非国大的统治之下，白人中产阶级不再是南非资本主义的稳定器了。事实上，由于非国大是黑人中产阶级利益的载体，而黑人中产阶级是依靠黑人工人阶级来实现他们的利益的，因此非国大在政治上不可能原封不动的继承种族隔离时期资本主义的稳定器。所以，正如种族隔离政权将白人塑造成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一样，非国大也必须采取政策来发展“自己的”中产阶级。这就是黑人经济赋权政策（the 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policy）的目的。一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小规模的黑人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通过“平权运动”、种族配额、开放公务员制度等，非国大正在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拥有财产的黑人中产阶级，希望它能作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特别是非国大的社会基础。
从表面上看，中产阶级的构成日益多种族化。黑人和白人可以在对黑人工人阶级共同的阶级偏见和蔑视中找到共鸣，这反映在他们以下的信念中：中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和特权是他们“应得”的，因为那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获得的，工人阶级很“懒惰”，但是只要他们能像中产阶级那样努力，他们也可以摆脱贫穷。从白人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这种阶级蔑视以种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原始的种族主义到以高高在上的作风“帮助”贫穷黑人。新黑人中产阶级的这些阶级偏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非洲主义者对“椰子”和“奥利奥”的侮辱——黑人中产阶级的皮肤虽然是黑色的，但内心却和白人一样推崇种族歧视。非洲主义者主要从种族而非阶级的角度看待社会，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这些阶级偏见似乎是对黑人的仇恨，而不是对黑人工人阶级的仇恨。这是非洲主义者“自我憎恨”和“内化种族主义”思想真正的阶级基础。正如“奴隶”在美洲被等同为“黑人”一样，在南非，由于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人们将“黑人”视为“穷人”、“工人阶级”和“下等人”。因此，把自己的黑皮肤漂白被视为一种逃避阶级社会的手段。
不过，尽管黑白人中产阶级之间存在共同的阶级偏见，但由白人和黑人共同组成的中产阶级还不能算是一个对其社会地位有着共同信念的团体。恰恰相反，中产阶级内部矛盾不断。“老牌”白人中产阶级对“新兴”的黑人中产阶级持猜疑态度。中产阶级是一个多元化的阶层，有小企业者、地主、工薪业者，当然还有以黑人为主的新兴“企业家”阶层。但对于黑人中产阶级来说，与种族隔离制度下国家主导的白人中产阶级相比，1994年时非国大与白人资产阶级的妥协、南非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大部分黑人中产阶级由于依赖非国大的恩惠和支持，从而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因此，新南非中产阶级现在的情况是：白人中产阶级试图保持其特权；黑人中产阶级却发现他们无法使自己的特权得到巩固。
黑人中产阶级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所分到的财产感到不满，但这并没有引起资产阶级的注意，因此，黑人中产阶级找到了一种政治表达方式。据估计，在2014年的选举中，有100万城市黑人选民将他们的选票投给了由白人主导的支持资本主义的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以期他们能更好的管理国内的资本主义。但事实证明，黑人中产阶级对他们社会地位的不满也表现为黑白人之间的种族对立，尤其是在白人中产阶级继续主宰商业和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因此，另一方面，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崛起、民粹主义和反白人非洲主义的结合，反映了南非社会中阶级不平等的种族现象依然存在，黑人中产阶级对其社会地位感到不满的状况也依然存在。经济自由斗士党要求利用资本主义政权来发展一个更加强大的黑人资产阶级和黑人中产阶级，因为非国大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上无法做到这一点。不过，与此同时，经济自由斗士党的领导对他们在国会中的特权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