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颇具争议的文学经典性：戴译的原本选择
古罗马三大诗人之一的奥维德是西方文学艺术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人物。他从西欧中世纪开始成为学习拉丁文必读的作家，从文艺复兴起更是不断被译入各国语言，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他的作品游戏性与严肃性并存，他构建起的丰富的文学世界成为了中世纪以来人们了解希腊罗马神话的重要窗口，并对西方世界情爱、性别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大约创作于公元前2年到公元2年之间，那时奥维德已经是罗马在世诗人中最有名的一位。该诗继承了前辈普罗佩提乌斯和提布鲁斯的爱情哀歌诗传统，将其演化为恋爱教导诗（erotodidactic poem）——在第一卷和第二卷，诗人分别教导男子如何赢得爱人和保持爱情，第三卷则反而教女人如何在恋爱游戏中对付男子。在诗中，奥维德一改哀歌传统，不再将爱情看作不可控的外在神秘力量，而视其为一门可以学习掌握的技能，他教导读者如何在大都市的剧场、赛马场、游行等女孩经常造访的地方猎艳。恋爱在诗人看来不是浪漫的，而是在情欲驱使下充满游戏性的活动，是带着私欲的男女的以物质、快乐为基础的交换。
《爱的艺术》自问世起就颇具争议，后人推测它是奥维德后来遭到流放的一大原因，因为它鼓吹的情欲涉嫌暗讽奥古斯都于公元前18年颁布的婚姻法。虽然此诗因为公然讨论情爱，一直不乏批评者，甚至屡屡遭禁，但因为它既包含大量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又文采斐然地勾勒出罗马生活的生动画卷，从欧洲中世纪开始就作为教材进入了中世纪教会及修道院学校，流传甚广，成为学生学习拉丁文语法、修辞的范本（Hexter）。文艺复兴开始，它逐渐被译入欧洲各国语言，在争议不断的同时逐渐奠定了其罗马文学经典的地位。《爱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传统内部经典化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正是这部在欧洲传统中颇具争议的《爱的艺术》，而不是诗人声名最响的作品《变形记》，成为了第一部被完整译介到中文世界的奥维德诗作。此诗由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雨巷诗人”戴望舒译作《爱经》，在1929年4月由水沫书店出版，成为奥维德（戴望舒译作“沃维提乌斯”）作品在中文世界的初次亮相。水沫书店出版的戴译《爱经》，据著名学者、藏书家唐弢记载，其普及版“毛边道林纸印，由钱君匋（著名篆刻书画家）作封面，颇美观”，第一次印刷量为2000册；“另有装饰本一种，木造纸印，硬布面，横列烫金‘爱经’两字，共印二百本”。该书在当时的影响应该不小，因为在短短三年之后的1932年就由现代书局再版重印。那么，戴望舒选择译介《爱的艺术》时，是如何认识此诗颇具争议的经典性的？
戴望舒在大学期间主修法文，并不懂拉丁文，他的《爱经》译本依照的是1924年巴黎出版的昂利·鲍尔奈克 （Henri Bornecque）教授的法语散文版），收录在比代古典丛书中。从戴望舒选择比代版作为中译本的底本来看，他对奥维德这部诗作的文学经典性是有充分的了解的。从译文和注释上看，戴译本做到了忠实于此诗的文学经典性。
法文译者对《爱的艺术》的艺术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奥维德诗艺成熟之作，也是其诗歌生涯中承前启后的重要篇章，为写作《变形记》奠定了基础。关于此诗的情爱描写，法文译者认为虽然部分段落有不妥之处，但因为是直接出于缪斯之口可让诗人免遭责难，除此以外整部诗作表达得体，诗人将爱情视作一种“使人高贵的爱”，所以能避免陷于低俗粗陋。
在译法方面，戴译忠实于法文译本，将原诗的拉丁文哀歌双行体译成散文。按译者所讲，“诗不能译，而古诗尤不能译……遂发愿以散文译之。”《爱经》初版中并无译者序或其他序类介绍性文字，但正文包含了401条注释，为读者介绍诗中提到的古罗马历史、文化、政治、民俗和神话传说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显示了译者渊博的学识和做学问的认真”。从戴译的注释和其参照的原文本看，戴望舒对《爱的艺术》的文学性和经典性是有充分了解,并且应该是有相当认同的。
然而，水沫书店1929年初版此译文时，并没有在广告宣传中凸显它的文学经典性，而是强调了它的“大奇”甚至“大俗”。那么，戴望舒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市场？水沫书店初版《爱经》采取了怎样的宣传策略，让古罗马《爱的艺术》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时期的《爱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