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军事需要而设立的满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像是八旗军队的军事堡垒，民人进入满城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旗人更是不得随意出城。清廷曾经下令：八旗人丁不得擅离本佐领居住，违者以逃旗论，人口财产入官，本人治罪。以西安满城为例，“一个旗兵有事在外隔夜，一旦被发觉就有被开除，停饷的危险”。此外，满城还和其他城市一样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以北京地区为例，前三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为北京内城和外城的边界。前三门在每晚傍晚下锁，至三更时，唯正阳门开启一次，以便外城的汉官入朝。甚至在满城内部，旗人的居住空间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以北京地区为例，“镶黄、正黄居都北址，次两白，次两蓝皆四周星拱以环禁城”，各旗居住地实际上有严格的界限，不得随意变动。
在这种驻防体制下，旗人“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又不便经商逐利”，“尤以报效当差为务”，因此满城内部众多旗人的衣食住行都需要外界来负担，满城成为了一个以旗人为主导的巨大消费中心，而民人进入满城又受到限制，因此为了更加方便旗人消费，众多商家聚集在满城外旗民交界的地区，旗民交界处成为了非常繁华的商业中心，聚集了大量的民人和进行消费的旗人。以广州为例，在归德门至大北门旗民交界的街道，“商贩骈集，繁盛倍前”。北京地区也是如此，前门大街一带的商业中心因为位于南北城的交界而繁华起来。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民人的人口流动多围绕旗人进行，为了谋生，大量的民人流向了旗民交界的地区。
然而到了康乾时期，这种人口流动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首先是满城内部按照八旗方位划分的界限与实际居住界限已经不符，许多旗人甚至不知道按照自己的旗属自己应该住在哪里。雍正年间一位八旗都统曾经上奏称“八旗原定形胜地方，现今旗人不能确知”。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因为史料比较缺乏，已无从考证，但据笔者推测，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八旗军队调动频繁，将领和士兵并不固定，导致旗人的具体居住没有固定。其次，到了康熙年间，许多旗人出现了生计问题，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只能典卖自己的房屋。虽然从法律上看旗人分住的旗房属于国家，住户本身并无所有权，只有使用权，然而这俨然阻挡不了贫穷的旗人通过让渡自己对旗房的使用权变相将自己的房屋卖给其他旗属的旗人甚至是民人。乾隆年间一位旗籍官员曾经谈到“民人等多有因谋买卖租债典买卖旗房或自己居住或索取重息者”。可见民人通过典买旗人的房屋进入满城已经较为普遍，民人流向满城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
其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人流入到满城，打破了旗人相对封闭的空间。除了前文提到的旗人将旗房典买给民人的因素之外，现实的需要也是民人进入满城的重要因素。如前文所讲，满城之中的旗人不农不商，所有衣食住行都要依靠民人，所以不可能与外界与世隔绝。出于自身生活的需要，民人进入满城经营工商业的限制也必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放宽，满城内部出现了新的商业中心。例如新疆的满城惠远城“成为中亚农牧工商业集中的重要商城，百货云集，市场繁华”。而北京内城也因为民人的重新进入而出现了商业中心，例如东西四牌楼、西单等地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出于自身生活的需要，清朝当局允许民人进入满城经营工商业，但满城内部的商业发展空间在旗民分治体系的制约下，仍然处于被限制的状态，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以清代旗人聚集最密集的北京内城为例，雍正时期，东华门西华门外，酒铺林立，值班的八旗兵丁常进铺饮酒，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为了防止旗人兵丁沉溺享乐，下令严禁该地区贩卖酒水。此外，娱乐行业在北京内城被严格限制。为了防止旗人沉迷享乐，嘉庆年间，皇帝谕旨内城戏院一概永远禁止。鉴于娱乐业对人流的吸引力度，这大大抑制了民人由南城向北城的人口流动。
进入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旗民人口的流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旗人开始离开满城，流入民人社会当中。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是旗人生计的恶化。如前文所说，由于旗人不农不商，导致这一阶层几乎完全依赖中央的财政体系。而随着旗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兵额却相对减少，使得旗人社会出现了许多没有收入来源的“闲散旗人”，成为了清政府极大的财政负担。
旗人生计问题，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康熙帝曾说“近闻八旗马甲，为养马匹，整办器械，费用繁多，初月饷外，别无生理，不足赡养妻子家口”。到了乾隆年间，八旗生计问题已经成为了朝中旗员经常讨论的问题。舒赫德在《八旗开垦边地疏》提到“近百年以来甚觉（旗人）穷迫者，房地减于从前，人口加有什佰，兼以俗尚奢侈，不崇节俭，所有生计日消，习上日下，而无底止”。
晚清以前虽然旗人生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大批旗人依然可以依靠国家的财政进行赈济，但到了晚清，国家财政已经陷入危机。首先是太平天国起义占领了长江流域，使清政府赖以支撑的江南地区的赋税受到冲击。其次，在平定了太平天国之后，西北地区发生了陕甘回变，使得清政府需要筹措巨额的军饷。几乎与此同时，光绪初年直隶、山东等地发生了被称为“丁戊奇荒”的巨大灾荒，波及到了几乎整个华北地区。这一系列事件几乎使清政府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不但无法赈济贫困的闲散旗人，连正常八旗兵丁的粮饷都无法维持，这一点在地方八旗驻防的旗人兵丁当中极为明显。同治二年，西安驻防满洲官兵因却饷日久，饥寒交迫而毙命者多达两千多人。青州驻防旗人因粮饷缺乏，将所有用物变卖糊口，最后无可折卖，只得出城乞食。迫于生计，许多地方驻防满城内的旗人兵丁开始自谋生路。以西安满城为例，晚清时期，已经有旗人开始在国家分配的旗房的房前房后种植各种蔬菜和一些苞米等粮食作物，以后逐渐由院内扩展到院外。还有一部分人以从事小商小贩来补助自己生活，在汉城里买回一些烟卷、花、针线等杂物，摆设小摊，取蝇头小利，聊资糊口。此时地方驻防八旗兵丁仅仅依靠军饷已经无法生存，他们有时必须离开满城，通过民人社会谋生。
实际上不仅地方八旗生计出现问题，京旗的生活水平也每况愈下。尽管京旗驻防兵丁尚能按时发放粮饷，但是由于京师闲散人口较多，该地区一度成为了旗人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胡思敬曾经在自己的笔记当中记载，他的友人在北京内城赴宴，席间招歌妓作陪，来一女子，竟是某宗室家的旗人女子。家中的丈夫“俱殉庚子之难。两妇孀居，皆联元女，借十指营生”。宗室尚且如此，一般的京旗生活境遇更是不堪。旗人的贫困化使得满城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被打破，许多旗人被迫离开满城自谋生路，大批旗人流向了满城外部的民人社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