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的竹制品历史悠久
据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使用和栽培竹类。浙江地处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域环境特别适合竹子的栽培。2002年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一件距今8000年属于跨湖桥文化的竹篾席状编织物……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知的最早的竹制品。
竹子除了制成普通的生活用具，还能制成文人雅士理想中的文房用品。明代隐居浙江杭州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写道：“书斋宜明镜……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明、古、旧、斑，从高濂对文房用品的选择可以看出，竹制的笔筒除了实用功能，更有可供细细品味乃至寄情于物的文人情趣在其中。
（二）浙江竹刻在明代已初见兴起的端倪，并与嘉定竹刻和金陵竹刻息息相关
明代中后期浙江有竹人活动，严望云（一作阎望云）即为代表。《五石瓠》记载：严（阎）望云为浙中名匠，著名鉴藏家项元汴（1524-1590）赏重之。
他的竹刻作品留存较少，但竹木雕刻技法相通。从他的沉香雕作品“松溪牧牛图”笔海上看，主要采用了圆雕、浮雕、高浮雕等雕刻技法。他曾为项元汴制一竹根杯，项氏题识“截得青琅玕，制成碧筒杯。霜螯正肥美，家酿醉新醅。”该作品以黄杨木为材料，根据原有材料巧妙地设计成竹根形状，可以看出严的雕刻功力非常深厚。
竹刻之形成专门艺术约当明代中叶……与众工艺互影交光、息息相通也。至清代嘉庆以前，嘉定和金陵两地竹刻艺术发展鼎盛。嘉定竹刻以“三朱”等人为代表，金陵竹刻以濮仲谦等人为代表，名闻遐迩。
浙江地理上与以上两地接壤，文化上也有交流。竹人在思想、技法上亦有相似之处。据《古禾杂识》记载，嘉兴竹刻源自上海嘉定，最初刻于檀木之上，后为求刻面光洁，选择竹子作为刻制材料。上面提过的严望云的“松溪牧牛图”笔海所用的雕刻技法与嘉定“三朱”相近。
（三）清代浙江文人辈出、篆刻家群起，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氛围
明清改朝之际，思想文化变动不居，黄宗羲于清初创立了清代重要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代表学人主要有黄宗羲、李邺嗣、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乾隆至嘉庆年间，阮元先后任浙江学政、浙江巡抚。在其主政期间于杭州设立了诂经精舍，为浙江培养了一大批经学、吏治及文艺人才[ 同上]。
清代浙江不仅在学术上文人辈出，而且篆刻家也是群星璀璨。以丁敬为开派人物，以西泠八家为代表的“浙派”篆刻， 经几代印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成了清朝乾隆至咸丰百余年间最大的印学流派。在诂经精舍设立的1801年， 浙派篆刻老中青三代荟萃[ 同上]。其中，有老一辈的张燕昌、黄易、奚冈、吴东发，中青年一辈的陈豫钟、 何元锡、郭麐、陈鸿寿、张廷济、高日濬、高垲朱为弼，更年轻一辈的有孙均、屠倬和赵之琛。在众多的篆刻家中喜好刻竹的大有人在，并对竹刻技法的走向与竹刻题材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地方经济的繁荣为浙江竹刻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浙江土地和水资源丰沛、四季分明、雨水光照充足、温度适中，适合种植和培育水稻粮食。自隋唐以来，浙江就是全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据史书记载：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
浙江不仅粮食产量丰盛，自元末明初后，以蚕桑棉麻为主的经济作物得到全面发展。万历年间杭人张瀚说：“杭州其都会也……桑麻遍野，茧丝棉苧之所出，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1528年，明嘉靖皇帝根据御史朱实昌的建议，取消了南直隶的苏、松、常、镇和浙江的杭嘉湖等府的门摊税。因此，浙江地区在清代以前已经由农作物经济逐渐向农业经济商品化和专业化发展，手工业也逐渐进入繁荣鼎盛时期，尤其是杭嘉湖地区，逐渐成为丝织生产和交换中心。同时，明代税收的降低，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与浙江接壤的安徽历来有经商的传统。徽商的经营在明清时期蓬勃发展，他们遍布广泛、经营种类繁多，与竹刻相关的就有深受文人喜爱的文房用品。他们不仅带动了浙江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文人、学者和技艺之士。以上缘由为竹刻艺术发展成为工艺品进入商品市场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