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政治动荡、官场混乱，一些文人士大夫因仕途不畅，便 “以耽情诗酒为高致、以书画弹琴为闲雅，以禽鱼竹石为清逸，以噱谈声伎为放达，以淡寂参究为静证”。在这种情势下，文人寄情于艺术品鉴乃至亲身投入艺术创造，也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其中，竹子作为文人高洁品格的象征，历来为文人所青睐。与竹有关的竹刻艺术，也随之成为许多文人风雅生活的一部分。晚明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描述道：“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侯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看山、临帖、刻竹、喂鹤，右皆一人独享之乐。”
到了清代，文人亲自创作竹刻作品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刘岳先生统计《竹人续录》所录清代竹人中，诸生就占了22%以上。清代浙江竹人中亦多诸生，仅以嘉兴地区为例，秀水有朱熊，石门有吴宝骥、濮院有岳鸿庆，两县之海宁有陈喈、卜人镜、蒋訚、吴大雄，海盐有胡裕、陆凤墀、张开福、任寿祺……其中，朱熊与张熊、任熊时称“沪上三熊”。此外，程筠、宋峨源、吴粤生等诸生也是清代嘉兴的篆刻家，亦擅竹刻。
清代前中期文人参与竹刻的代表人物有王概、殷树柏、杨秉桂、张燕昌等。以王概为例，他是清前期画家诗人兼擅治印、刻竹，浙江嘉兴人，工山水学龚半千笔法，《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其作品：“雄快以取势，苍健或过之，而冲和不足。人物、花卉、翎毛之类，都有味外之味。”与当时名流汤燕生、李渔、程邃、孔尚任、周亮工等都有交往。
竹人与文人相友善，为竹刻艺术注入了文化的养分。例如，潘西凤与当时名流费执玉、郑板桥等人常相交往，结伴同游。《郑板桥集》中即收有《赠潘桐冈》等诗数首，盛赞其刻竹艺术。
与此同时，文人书画家参与竹刻者众多，以刀痕再现书画笔墨成为竹刻艺术发展的一大趋势。例如，宋峨源精篆书，又擅刻竹，与殷树柏、费子苕（丹旭）、陈莲汀相友善，所刻扇骨、文房名品皆数君所书画。
到了清代乾隆帝时期，皇帝崇尚古玩，命人将宫中收藏的鼎、彝、尊等青铜器收集整理，纂修成《西清古鉴》，从此金石研究便成为时尚，文人雅士皆尚钟鼎彝器铭文，在竹制品中也有金石文的出现。因为文人书画家崇尚金石文，竹刻工艺渐趋浅刻和平刻，风格略显单一，众多竹刻家不再是文人出身，亦不能自画自刻，故催生了竹人与书画家合作的局面。比如嘉兴的胡钁[ 清晚期诗人、书画家、篆刻家，浙江石门（今桐乡崇德）人，晚年居嘉兴南门。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早年师从徐三庚，宗法汉印，治印与吴昌硕相媲美，又善刻竹木、亦擅石刻，古朴高雅。所刻扇骨技艺不下于蔡照。]曾刻扇骨多种，其中有吴伯滔所作《晚翠亭图》，旁为蒋幼节题诗，集名人诗画篆刻于一扇，堪称三绝。胡裕所刻作品皆张石匏（张开福）书；张辛从张廷济受金石之学，两人常有合作，《清仪阁缩藏古器文物》记载张辛曾为张廷济将绾结壶缩图入册。
清后期的画坛正流行海上画派，画家任熊与当时浙江多位竹人有过合作，比如蔡照所刻作品均由任渭长落墨，名重于时。袁馨也尝刻任熊作品《洛神》于臂搁，雕法细腻，惟妙惟肖，与蔡照齐名。故《广印人传》谓：“浙中以刻竹称者，惟椒孙与容庄两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