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是指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和政经系统中，至上而下从社会到个人，至下而上从个体到社会双向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从规模结构属性界定，小到家族、团体，大到民族、国家、世界联合组织亦属于共同体范畴。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生产结构、价值维度发生聚变，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互联网思维加剧了传统共同体的衰落。由单一中心、单向传播介质的共同体裂变为多中心、多元传播共同体。从关系价值属性上界定，知识信息交互分享、知识生产方式产生全域性变革，形成多级以知识信息为内核的信息共同体。同时，信息共同体衍生出具有审美意识、伦理道德、价值信仰的价值共同体。传统社会单向一元的大型同构体系受到剧烈冲击，个人比任何时代都具有个体意识，多元角色和身份互置。在现实社会和虚拟场域充溢着短暂聚合、瞬息消散的形式多样、信息共享、利益扭结、价值多元的微型共同体。
（一）、共同体衰落与传统媒体危局
正如吉登斯描绘的“现代性转型重构了人类的时空观，重组了社会关系、知识的反思性，引发了持续的动荡的社会变革和颠覆”。传统共同体依存特定时空、场所以及地域、家族、血缘、文化、宗教等显性特质为纽带集合成具有牢固链接的共同体。传统共同体具有相对静态、个体隐形、稳如謦石的同一特征。传统共同体以集体性彰显了个体的利益诉求、价值伦理和情感信仰。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新兴媒体的快速崛起，社会个体面对浩瀚弗界，时空分离，场域脱离的虚拟现实，传统社交观、价值观和知识生产方式被颠覆，个体瞬息体验着嵌入式社交和脱域式背离，及时交往、及时链接构成多元行为、利益、规则、志趣、信念的集合体。这恰好显影了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困局，《2017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传媒蓝皮书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传媒产业总规模达1.89万亿元人民币, 较上年同比增长16.6%，并有望在2020年突破3万亿元。但是，高速增长的整体态势是以基于互联网和移动增殖等新媒体的强劲拉动为基础的，传统媒体产业则表现出萎缩下滑颓势。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化的三大内动力来源于时空分隔、自由脱域和知识的反思化。传统共同体稳固的地缘、时空屏障已经分崩离析，社会个体快速地短暂地的聚合离散，知识的生产方式已跨越传统结构的篱笆，碰撞出核变的惊人能量。伴随着互联网共生的“80”、“90”、“00”后已然成为互联网的土著民，中国网民规模已达7.3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3.2%,与欧洲人口总量相当。这些“土著民”穿越时空屏障、自由群组、吸纳传播、聚合独往，与传统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娱乐路径截然不同，同时，在技术核变与资本聚合双重加持下的互联网媒体，VR/AR、人工智能、媒体再造、泛娱乐化等创新领域预示着传媒产业新的前景乐观向好，这似乎预言着传统媒体在社会发展中将驶向覆灭的危局。
（二）、共同体衰落与社会个体聚合
传统共同体消解的同时，移动互联网及新媒体环境下亦未形成稳定结构的共同体。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血缘共同体系源初统一体发展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蔓延增值为精神共同体，三者在亲缘维度、时空维度、价值维度上相互联接和相互匹配。传统共同体以血缘、地缘、价值的集体符号表征着结构的内在链接，但互联网新媒体粗暴地切断了传统共同体的DNA螺旋，摘除了共同体的价值内核。社会个体脱离了固定的场域和时空。传统媒体亦是被撕裂，依附于其中的地缘性被逐离。从传统报业近几年数据即是佐证：2009年全国报纸种类1937种，到2015年下降为1721种，报刊种类数量连续六年持续下降，2015年全国报纸发行量下降15.74%。传统媒体地缘性关系聚合的价值认同亦岌岌可危。传统媒体时间之维累积凝炼的审美意识、伦理道德、价值趋向遭遇贬损，社会个体热情洋溢地在去权威、去中心化的平台里表达个体意识，虚拟场域实时构建和生产议题内容，社会个体在民主、参与和行动中截取知识的生产与思辨，反理性、反权威、反传统在理性围栏拆除后上演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戏剧化、娱乐化的狂欢。互联网和移动新媒体的次级增长加速了传统共同体的此消彼长。2017年移动互联网的市场份额接近一半，传统媒体市场仍持续整体衰落，总体规模仅占五分之一，其中报刊、图书等平面媒体的市场份额不到6%。传统媒体危局在现代性动力的撕裂下岌岌可危，互联网和新媒体加速了传统共同体的瓦解，“失控的引擎”碾压着时间、空间和重构社会个体的聚合与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