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是晚近几年才被提出来的，用以表征同国家统治相区别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行为，国家治理具有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等内容，具有实践性、历史性、阶级性、交互性等属性。20 世纪80、90年代以后, 西方发达国家兴起方兴未艾的地方治理变革运动，这一运动以其思维创新、制度设计和实践行动, 旨在建立一套与传统公共行政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国家治理是伴随治理理念的兴起尤其是此次地方治理变革运动的发展而建构起来的一种理念，现已成为政治学及其他学科的重要研究热点，成为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和治理网络结构的分散化。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是政治发展的某种阶段。国家治理是一种过程，它既不是指特定状态，也不是指特定结果，而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执政者基于对历史与现实、成本与效益、体系与能力的再认识，能动的由统治方式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当前，学者对国家治理所涉及到的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评估标准等正在逐渐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共识乃是国家治理需要特定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作为支撑和涵养。按照阿尔蒙德的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
狭义上来讲，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涵指人们对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所形成的心理结构和心理倾向。从现象学来看，国家治理与政治文化是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景象。国家治理是政治参与者的一系列政治行为，而政治文化涵盖政治行为参与者或活动者的心理层面。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上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其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现代行为哲学强调人的行为主体性，认为行为是在意识指导下的、主动自觉的行为。而人的意识是由意向和认知两大因素构成，是此两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就表明，行为与心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行为建立在心理基础之上。由此而得出结论：个体行为要受到心理因素的制约和导向。群体作为集合的个体，个体基于共同的生活情境、群体认同感或群体的压力，在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言行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倾向。因此，就政治层面而言，群体的政治行为显然要受到该民族历史沉淀成的政治心理结构的影响。
从政治文化在国家治理的作用和方式来看，政治文化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治文化塑造着国家的治理模式，不同政治文化意义构建不同，国家治理模式也由此产生重要的差异。这突出表现在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对国家治理的不同进路以及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对所属国家、地区治理进程、结构和变迁的影响。
伦理政治文化和法治政治文化孰优孰劣，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比较。尽管国家治理需要道德的润滑作用，然而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的是以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化。原因很明确，如果不是中西两种文明模式在清末产生激烈碰撞和冲突，中国可能仍然沿着原有的治理模式继续循环往复，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很有可能还挣扎在“封建”文化的“泥潭”之中。
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领域，其内容既有相对独立性，也具有不断演变发展的特征，正如现代政治文化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形成的符合现代政治生活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现代化进程肇始于西方，因此现代政治文化的话语体系是由西方政治文化模式建构和引领。就现代政治文化对政治行为尤其是国家治理的作用而言，学者对现代政治文化寄予很高的评价和赞赏，并把建构现代政治文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因素。而国家治理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关系表现在：现代政治文化中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对国家政治结构、制度、行为、过程有着积极的影响; 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公共权力运作行为、制度规范模式、文化整合战略对政治文化现代化起助推作用。即政治文化同国家治理存在相互关系，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对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
根据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现代政治文化（modern political culture）等同于参与型政治文化或公民型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中，公民对政治系统输入—输出的参与都表现出明显的偏好和倾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以公民政治文化为支撑的认知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在国家的治理进程中，其公民文化的普及程度和成熟程度越高，则越有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国家治理格局，越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挖掘和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