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如此不同，以至于深刻影响各自政治进程。法治( rule of law)是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最主要的影响因子，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则突出伦理和道德（ethics and morality）在治国理政中的首位性,因此，有必要探究中西传统政治文化重要差异的背后形成原因，即道德与法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为何不同。费孝通指出，传统农村社会是呈现差序格局的结构，事实上，不但传统农村社会如此，传统中国政治生态也是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结构。所谓“政者，正也”，孔子以降，主流政治思想家强调个人尤其是官僚阶层的道德修养，个人通过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模式，参与到政治体系中去。儒家思想试图通过个人修身养性，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即通过个人的感召和教化作用，推己及人，亲亲尊尊，由里及外，由近及远，最终达到德治的社会模式。
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以“道德”为核心的勉励、劝诫、命令等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话语体系。不但个人要修身，作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即君主，更是即圣、王、君于一身。对君主而言，“为政之本者，仁也”、“先王之道，仁政也”，仁是传统儒家的最高道德范畴。对道德和伦理的重视，成为统治者极力渲染和选拔人才的政治话语和衡量标准。然而，对道德的极致发挥和运用，很容易导致东方专制和极权政治模式的产生。
道德作为处理个人与他人的行为规范，其目标是实现整体的幸福和善，其本质在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而集体主义则是导致极权主义的源头之一。“就东亚文化来说,儒学是一种确证集体主义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这种利他主义的集体主义的道德准则，要求自我牺牲和无私利他，认为只有对于集体和他人利益的追求才具有正道德价值。集体利益便绝对地、无条件地高于且大于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则应该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集体或社会利益;因而在任何条件下—不论集体与个人是否发生利益冲突—个人都应该压抑、放弃乃至牺牲自我利益,以便更大地增进、保全集体利益。
传统主流中国政治思想，为了引领士人走向一种模糊的集体主义，或者说利他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家对利己主义闭口不谈甚至是鄙视，认为小人才有利己行为，追求个人利益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极力主张，君子应“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极力排除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对个人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宋明程朱理学更是提出“存理灭欲”的口号。
中国传统政治学说属于伦理政治观。这种政治学说强调道德在政治生活的绝对地位，赋予政治生活以伦理意义，最终强化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以伦理规范政治，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的出现。首先，原来属于私人、家庭的伦理道德如仁、义、孝等话语体系被引入政治生活，成为政治生活的准则，如汉儒以后推行的三纲五常等，父权制的家庭管理方法则延伸为君主专制。其次，道德的完满状态毕竟只有少数圣人才能达到，圣人的行为规范和言语教导成为后人并行不悖的行为准则，“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于是，君主往往借助圣人的外衣和面纱，使自己的统治具有无可指摘的道德合理性。再次，道德作为行为规范，建立在价值理性之上，与建立在形式理性的形式法是排斥的。“它追求的不是形式法学上最精确的、对于机会的可预计以及法和诉讼程序中合理的系统的最佳鲜明性,而是在内容上最符合那些`权威'的实际的—功利主义的和伦理的要求的明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