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词出自《荀子·富国》：“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中的“开其源”，指国家财富的积累措施。本文的“开源”指增加档案工作效益的措施，主要基于数字记忆视角通过数字保存、创新开发、成果转化、价值共创开拓思路，从而实现档案工作效益的“开源”。
1 通过数字保存解锁档案馆市场行为
数字保存的成本问题是数字保存经济问题的重要方面，囿于成本与本身库存、技术等不足，立档单位为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往往选择将档案交由其他机构代为保存管理，即档案托管。数字时代，档案托管的对象由传统档案转换到数字档案为主。最常见的档案托管机构是文件中心，云计算、云存储的快速发展下云服务商成为新兴力量，主要提供在线托管服务。然而在数字洪流的冲击下，连全球档案托管的巨头Iron Mountain（铁山）已经着手转型，对外宣称自己是一家“数据管理公司”，并在2018年上半年完成了一宗大额并购，耗资2.35亿美元收购EvoSwith；下半年伊始投资4.3亿美元动工建设数据中心，不断拓展其全球数据业务。数据管理服务产品线越来越长，越来越宽泛，档案管理思想的影子却也几不可寻，不见特色。
档案馆是事业单位而具有企业的行为，目前找不到相关的法律依据；但作为档案工作的一种创新形式，可将档案馆的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档案馆的经济效益。综合来看，档案馆无论是机构建制的稳定性、档案保管的专业性，还是现代化的软硬件条件，都应该以可信任第三方机构的角色参与到数字保存中来。一方面与各大文件中心或云服务商合作，通过发挥专业优势，将档案管理的思维与要求与合作机构的技术相融合，实现优势互补与合作收益；另一方面将自身转换直接提供数字档案保存的主体机构，为数字记忆长久保存提供服务，保存人类“完整记忆”，同时发挥监管作用，保障资源安全可用，实现自身乃至社会的效益增长。
2 通过创新开发挖掘档案内在价值
开发利用是档案管理工作的核心与最终目的，然而现实的开发利用面临重重“困境”，表现在：过度以长期保存为目标，注重“藏”而非“用”，开放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截至2017年底，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65371.1万卷、件，而2017年度全国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10151.7万卷、件，不到16%；2017年度，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提供档案利用2078.0万卷、件次，提供电子档案利用519.9万件次，不到26%。馆藏单一，结构不合理，馆藏档案内容远离公众需求，文化底蕴不足，信息粗粒度，难以提起利用兴趣，加重公众与档案之间的“距离感”。并且档案编研大部分是为了内部参考，受益面小，只有少数对接社会公众需求。长此以往，数字保存反而产生负效应，使得数字档案价值发生递减，含金量越来越低。另外，受资金、技术、知识结构等因素影响，档案主动的开发利用思维受限，档案工作人员积极性较低，成果较为零散，深度不够。而积极开展利用工作是解决档案工作效益问题的先决条件，既谋求最大的社会效益，还必须重视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
知识经济时代，档案工作在制度、技术、管理方面均可实现全面创新。社会效益的实现是档案馆藏信息社会共享和价值实现的过程，经济效益的实现是馆藏资源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28]，这样的市场和环境更多面对的是个体需求，提供的是个性化的服务[29]。因此，档案工作者要转换开发观念，主动利用新兴的数字技术如本体、语义关联等技术挖掘档案内在关系，实现关联，并通过数字化可视的设备如多媒体数据大屏等、形式如图文图册图谱等进行展现，拉近与公众的“距离”，变藏为用，实现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一方面，主动的开发利用，能够引导公众进行记忆，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提高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档案内容价值的挖掘，是档案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依据，为提高经济效益奠定基础。
3 通过成果转化打造档案文创产业
关于档案与档案信息是不是一种商品，是否具备商品价值属性，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引起学界的争议。我国现行档案法（1996修正）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禁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产转让时，转让有关档案的具体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档案复制件的交换、转让和出卖，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既然档案不允许进入流通领域，那么档案自然不能被认定为是商品。上述论述的对象面向档案实体，而对于档案中所包含的信息，经过知识化加工利用，是有可能转化为商品的。这也是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档案不是商品，档案信息一定条件下可以是商品。事实上，档案信息商品无论是作为凭证、编研成果或是根据其中可挖掘的历史、文化等内涵所衍生的文化创意商品，近年来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从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商品的热度，以及长沙本土品牌茶颜悦色杯身的设计理念，均是根植于最真实的档案与历史，用一种有趣、用户更易接受的方式展现，获取关注与流量。
但如果只是将创新开发的成果进行表层开发，限制在普通周边如小挂件、钥匙扣、娃娃等商品形式上，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因此，对于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创新开发的成果要进行充分转化与利用，并在成果转化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化，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立足市场。当前，数字文化产业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部2017年4月发布首个“数字文化产业”概念的政策文件，指出数字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呈现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有利于培育新供给，促进新消费。基于档案的数字记忆构建的数字城市记忆建构的资源是文化创意的源头，在历史文化旅游、工艺品制造、城市品牌构建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推进档案文创数字产业化，构建数字记忆即数字档案资源及其服务未来可持续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的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4 通过价值共创实现档案工作规模效益
数字记忆涉及多元主体，数字记忆以项目形式开展，项目合作机制具有目标明确、边界清晰、范围可控的优点，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汇聚跨领域人才。通过档案机构之间的纵向联合，与科研院校、精简企业、公众之间的横向联合，构成多机构参与、多平台交流、多角度合作、多思想汇聚的档案生态圈，实现档案工作价值共创与规模效益。多机构合作的格局一旦形成，避免了各自为政、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将会形成可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