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政治思想的伦理诠释[①]

【摘  要】道教经典《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富含伦理意蕴，“立致太平”的政治目的凸显其伦理支点；“反映农民利益”的政治属性体现其道德理想；“融道入儒”的政治特征展示其伦理思维；“以道教化”的政治内容彰显其伦理机制。研究《太平经》政治思想的伦理内涵，不但可以挖掘《太平经》深邃睿智的政治伦理思想，而且为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模式提供了文本资料，具有深远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太平经；政治思想；伦理

一百七十卷的《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思想内容涉及到哲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史学、语言学、美学、养生学、音乐学、心理学等方方面面，不一而足。其中，以政治思想为数最多、论述最详、争议最大，而且富含伦理意蕴。笔者欲从政治目的、政治属性、政治特征、政治内容四个方面对《太平经》政治思想进行伦理诠释与分析，旨在彰显《太平经》深邃睿智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政治目的凸显《太平经》的伦理支点

对于《太平经》的政治思想，王明先生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从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主张，到天地间万物共养人的道理一贯性，做为原始道教理论的一个方面，不仅是尔后道教史上绝无仅有的思想，而且其通俗透辟感人肺腑的力量，也是当时世俗的政治家所望尘莫及的”，[1]P258评价之高可谓道教经典之最。《太平经》卷帙浩大、内容丰富，“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2]包含哲学、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养生学等各种思想，但其主旨十分明确，政治思想非常明显，在《太平经》中篇幅最多，论述也最详，是地地道道的一部谈论治国为政之道的神学著作，“汤用彤先生指出，《太平经》亦为安身治国之方，颇含黄老无为之理”。[3]P33《太平经》曾多次提到“政治目的”：##end##

“其为道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天文、地文、人文、神文皆撰简得其善者，以为洞极之经。帝王案用之，使众贤共乃力行之，四海、四境之内，灾害都扫地除去，其洞治清明，状与天地神灵相似，故名为大洞极天之政事也”；[4]P87“第一善者，去其邪辞，以为洞极之经，名为天洞极政事”；[4]P348“乃怜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不得天意，为其每具开说，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4]P33“吾乃上为皇天陈道德，下为山川别度数，中为帝王设法度”。[4]P216

这说明《太平经》的主旨是为帝王治理天下、安定社稷而献策，政治意味浓厚，此“政事之文”的目的就是为使“帝王立致太平”，故以“太平”为书名。对于“太平”，《太平经》是这样解释的：

“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4]P148～149“太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复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经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为经，地以岳渎山川为经”。[4]P71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太平经》的政治目的就是通过为帝王制定效天仿地的一整套施政兴国的措施，缓和紧张的社会矛盾，实现一种“治太平均”的理想社会。由此，“《太平经》就是道教祈求太平盛世的经典”，[5]P103“立致太平”成为《太平经》政治思想的伦理支点，所有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都是紧紧围绕这个支点展开的。

二、政治属性体现《太平经》的道德理想

政治属性反映了阶级归属，不但其地位得到合法认可，而且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可以充分考虑其利益的存在。所以，通过分析某种思想的政治属性，可以在伦理视阈中折射出利益主体的理想追求。

学术界虽然对于《太平经》“致太平”的政治目的没有多少分歧，但在为谁“致太平”的政治属性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太平经》是纯粹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反对农民革命；一种观点认为《太平经》虽然在政治上反映了统治阶级利益，但又充分体现出对时世的不满，同情人民群众，谴责为富不仁者，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卿希泰先生认为，由于《太平经》内容庞杂不一，所以在这部书中，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内容，又有“部分思想，反映了当时农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使之成为农民起义的武器。”[6]P95他把这种思想称为乌托邦思想，认为其在《太平经》的表现就是，认为天地间的一切财物都是属于公共的东西，大家共同享受，不应该为少数人所独占、为少数人据为私有。很多学者赞同卿希泰的观点，认为《太平经》的道德“理想”虽然是一种幻想，“但这个幻想实际上是人民对封建王朝腐败统治的曲线谏言，侧面进攻。它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所以带有一定的人民性，显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7]P38《太平经》描绘的社会蓝图虽然不动人，“但也给受尽苦难的人民以极大的精神寄托，使之簇拥在太平的旗帜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8]P70所以《太平经》具有理想国的特点。从《太平经》经济思想出发，我们也看到《太平经》要求建立人人参加劳动，财产公有，平均分配，节制消费等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这些思想基本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太平经》并非全部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它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恰恰反映了劳动农民的愿望，富有道德理想色彩。

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固，在一定范围内也“体恤”民情、关心民生，从这一点上看，《太平经》部分思想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我们应该把握阶级分析方法与阶级斗争方法之间的区别，进一步还原《太平经》所蕴含的为底层大众服务的道德理想追求。

三、政治特征展示《太平经》的伦理思维

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要通过某种学说、某种思维表现出来，《太平经》“融道入儒”的政治特征展示了它不同于其他道家伦理的思维模式。

《太平经》做为道教经典，既根源于道家思想，又发展了道家思想。在政治思想的特点方面，除了彰显道家黄老之学、体现人们对汉初“无为而治”下“太平盛世”的缅怀与向往外，由于《太平经》产生于儒家伦理盛行的汉代，所以《太平经》不可避免的要与儒家思想融合，呈现“融道入儒”的政治特征，“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该书除了具有道家的思想特点外，还融合了大量的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道教化”。[8]P65所以，《太平经》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儒家伦理的逻辑思维。

经过加工后的儒家思想在《太平经》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其政治的价值趋向于伦理化、道德化。比如“孝”，“《太平经》从吸收儒家那里继承了儒家的重要学说‘孝’，继承了儒家的中和学说，并且进行了改造和总结，做出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加工，经过传教以及以后道教徒的推阐，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封建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中去”。[9]P78而且《太平经》十分重视对家庭的整治，不但提出“父慈子孝”的齐家思想，《太平经》“作者还要求人们将孝这一家庭伦理拓展到政治领域，转化为‘忠’这一政治道德”，[10]P34这是儒家政治伦理中典型的“移孝为忠”思想，要求臣民都要遵守“忠” 这一政治道德，力争做一个“良臣”、“顺民”，“不但自孝于家，并及内外。为吏皆孝于君，益其忠诚，常在高职，孝于朝廷”，[4]P593当然，君王也要为民着想，否则老百姓也会造反，君主地位会被推翻。这样，儒家的“三纲五常”也成为《太平经》作者所倡导的规范，有迎合当时统治者的意味。所以，《太平经》中所说的“尊道贵德”已经突破了道家思想的局限性，道儒结合使其“崇尚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主张以封建道德教化众人，以去除社会上的邪猾佞伪巧，使社会不至纷乱”。[11]P81在某种程度上，《太平经》的政治主张可以称为“道、德、仁”之治。

总之，《太平经》很多政治思想是与汉儒一致的，道儒结合非常融洽，在某种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使用了儒家的话语，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处于尊儒和教化的双层伦理控制，以伦理的完善作为社会政治完善基础的思维方式。

四、政治内容彰显《太平经》的伦理机制

伦理机制是传统政治伦理与现代政治伦理的共同点，一般包括制度机制、德性机制、心理机制，由于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其政治伦理的机制更倾向于后两者。《太平经》做为传统经典，它的政治伦理机制可以通过其政治内容表现出来。

1、“君、臣、民关系” 彰显其政治伦理的德性机制与心理机制。

君、臣、民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及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重点内容，《太平经》虽然是道教经典，但也不例外。《太平经》强调君、臣、民三者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职，甚至把君、臣、民的关系比喻为一个人的心、股肱、手足的关系，“夫帝王，天下心也；群臣，股肱也；百姓,手足也”。 [4]P726提出君明、臣良、民顺三者“相须”的理论：“君者须臣，臣须民，民须臣，臣须君，乃后成一事，不足一，使三不成也。故君而无民臣，无以名为君；有臣民而无君，亦不成臣民；臣民无君，亦乱，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此三相须而立，相得乃成，故君臣民当应天法，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共为一家也”。[4]P150君臣民关系处理好，社会将会出现一番“太平之气”：“颂声作矣，万物长安类，百姓无言类，邪文悉自去类，天病除矣，地病亡矣，帝王游矣，阴阳悦矣，邪气藏矣，盗贼断绝矣，中国兴盛矣，称上三皇矣，夷狄却矣，万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皆称万岁矣”。[4]P192

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君臣民是不可能做到“共为一家”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三一为宗”的思维模式把天道观与政治观合为一体，淡化了君尊臣卑、君为臣纲等封建等级观念的君臣关系，在神学思想的威慑下，君主可以在限度范围内爱惜臣民，采取一些利民措施；官吏不至于太胡作非为、鱼肉百姓，这样人民的生活就安定一些，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平经》能够体现一些“民本”思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用现代的眼光看，我们认为这种动态的君臣民三者“相须”的观点，对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建设、行政管理制度建设也有借鉴的价值。

另外，为了处理好君臣的关系，《太平经》还劝诫君王要善于纳谏，其理论依据是“天地之性，下亦革谏其上，上亦革谏其下，各有所长短，因以相补，然后天道凡万物，各得其所”，劝诫君王在纳谏问题上一定要“大慎”，否则，“臣有忠善诚信而谏正其上也，君不听用，反欲害之，臣骇，因结舌为瘖，六方闭不通”，[4]P102后果将会是很严重的。

在《太平经》“君、臣、民关系”这层政治内容里，彰显的是其政治伦理的德性机制与心理机制，正是通过（君、臣）个人美德的张扬来缓和社会的矛盾，通过个“以道为教化”的心理培育来维持政治伦理的正常运行。《太平经》既有传统政治伦理机制的共性，又有其个性，那就是通过一定的神学思想（不善就要受到上天的严厉惩罚）来约束君、臣、民的行为，以企达到“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事”的理想境界。

2、“道、德治国方略” 彰显其政治伦理的制度机制

与汉初的黄老思想一样，《太平经》也是极力推崇道家“无为而治”的，在文本中数次出现的“垂拱而治”就是真实的写照，“垂拱无为，弃不详也；圣主大兴，其民相亲也，恩及下愚，是其王也；天道好生，以安上也；下愚不争上之庆，天下幸甚，莫不归王也”。[4]P307认为君王只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不详之灾自消，天下莫不安定。基于此，在治理国家的方式方略上，《太平经》虽然提出“十治”的数目，但认为主要还是其中的三种方式：道治、德治、武治。道治最佳，德治次之，武治最劣，“上古…用道、与行道，时道王；…中古兴用德，则德王；…下古…兴用武，则武王”。[4]P232用道治治理天下，政治清明而人民长寿；用德治治理天下，政治稍逊道治；用武治治理天下，将会导致国家混乱，吏民频繁造反。由此折射出《太平经》“尊道贵德”、“ 重德轻刑”的治国思想。

《太平经》在治国方略上是反对尚武的，文中不止一次提及这一点。“（今）尚勇力自轻，令使传相治，因而相困，反更相克贼，迭相愁苦，故天下人无相爱者，大咎在此”；[4]164“急断金兵，敢有持者，悉有重罪，即时火灾灭除，其治太平，天下莫不言‘善哉’”；[4]226“失几何，灭绝几何，更起或即复，或大久大败，久乃能复也，故小毁则疾复也”；[4]373“帝王以治，不用筋力，能知行此，夷狄自伏，性之不已成真人。故圣人之教，非须鞍揣击而成，因其自然性立教”。[4]725由此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太平经》深受老子“不以兵强天下”思想的影响。

《太平经》在治国方略上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就是它的用人思想。《太平经》已经认识到任用贤才对于治国的重要性，认为“赐国家千金，不若与其一要言可以治者也；与国家万双璧玉，不若进二大贤也。夫要言大贤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乐而致太平，除去灾变，安天下，此大贤要言奇道，价值多少乎哉?故古者圣贤帝王，未尝贫于财货也，乃常苦贫于士，愁大贤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4]P128“自古者诸侯太平之君，无有神奇道也，皆因任心能所及，故能致其太平之气，而无冤结民也。祸乱之将起，皆坐任非其能，作非其事职而重责之，其刑罚虽坐之而死，扰不能理其职务也。灾变连起，不可禁止，因以为乱败，吉凶安危，正起于此”；[4]204甚至提出“聚众人亿万，不若事一贤也”[4]P370的口号。而且，它还对用人方式提出了进一步具体的措施，即“审其署置”。这种求贤若渴的用人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今的用人制度。

《太平经》在治国方略上还包括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太平经》已经认识到“民”的重要地位，“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4]P151《太平经》的“民本”思想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关心“民生、民意”，这主要表现在解决民众的“三急”上。《太平经》认为,“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4]P43大急为“饮食、男女”，小急为“衣服”，用现代的话解释就是温饱问题与人口问题，此为农业社会的大事，“守此三者,足以竟其天年,传其天统,终者复始,无有穷已。故古者圣人以此为治也,其余不急,召凶祸物者悉已去矣”。[4]P44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是“道本”，生产问题（包括人口生产）不解决，统治地位就不稳定，所以告诫统治者节俭致太平，这是对老子道家“无为而治”、“少私寡欲”思想的改造与发挥。此外，在民生问题上，《太平经》还提出“救穷周急”、“禁止酗酒”、“反对杀女”等进步思想。

总之，《太平经》在“道、德治国方略” 这层政治内容里，彰显的是其政治伦理的制度机制，虽然制度的完善与现代政治制度伦理不可同日而语，但面对东汉末期的政治阴暗局面，作者能够大胆地提出如此“民主”的政治伦理主张，已经是很难得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社会秩序的良序运行，仅寄托于君主的个人美德、伦理取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牢固的，其政治伦理机制具有了现代内涵。

结语

《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富有伦理色彩，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思想，它成为调节、调整当时人们（君臣民）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其中所蕴涵着的‘天’、‘君’（德）、‘民’三者互动关系，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更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观的滥觞”，[12]P34体现出较高的政治伦理控制价值。研究《太平经》政治思想的伦理内涵，不但可以还原《太平经》神学经典的政治伦理思想，而且为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提供了文本资料，具有深远的研究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明.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后汉书·襄楷传》

[3]赵永建.汤用彤对<太平经>与早期道教关系的研究[J].哲学研究，2004(8).

[4]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增订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卿希泰.试论<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J].社会科学研究，1980(2).（同样的观点还见：

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P121.）

[7]朱永龄.略论<太平经>哲学、政治思想[J].上饶师专学报（社），1987(1).

[8]杜洪义.<太平经>社会政治思想浅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1).

[9]龙晦.论<太平经>中的儒家思想[J].中华文化论坛，1996(2).

[10]吕锡琛.<太平经>的心理学思想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0(4).

[11]李养正.<太平经>的天道观及其治平思想[J].中国哲学史，2000(1).

[12]于树贵.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观的滥觞[J].伦理学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