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功利主义产生于19世纪，自产生以来即成为道德哲学的主流话语之一。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罗尔斯对功利主义多有微词，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奉行快乐至上，以是否能带来现实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基本准则，往往具有短视性。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凡能带来直接现实利益的就是好的、善的，值得追求和选择，反之，就是坏的、恶的，应该避免和放弃。功利主义“有用即真理”的原则在当下中国有广阔的市场，教育也不例外。教育上的功利主义是“物本主义”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体现，突出表现为“五唯”倾向，即“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
“五唯”倾向在家庭、学校和个人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从家庭方面来说，家长一味追求子女学习成绩，忽视对子女其他能力和素质特别是劳动精神和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不仅生活上自理能力低下，学习上不能也不肯吃苦；从学校层面来看，五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差别悬殊：德育流于形式，智育分数至上，体育唯奖项是从，美育基本虚化，劳育整体缺失。社会上流行一个段子，说某学生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体育老师，理由是体育老师的上课时间基本被主科老师借用，自己不用上课，别人还欠他还不清的人情。这个段子形象地反映出体育在教育中的尴尬地位。高等学校则关注学生的考研率、论文发表率和获奖率等；从个人来说，功利主义的导向使其对各门课程重视程度也不同，基本上与学校一致。
“五唯”将人置于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等物之下，背离了教育的初衷和本质，从根本上无益于人的全面发展。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反对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甚至对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设定量化标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不能根本改变家庭、学校和学生个人功利主义的倾向。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例。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学生抬头率不高，教育实效性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固然有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和态度消极等问题，但与学生持“政治无用论”不无关系。
教育上的功利主义还突出表现为实践环节的虚化。实践是培养学生劳动能力和素质，锤炼学生劳动精神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中小学教育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课。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教委为中小学生建立了综合社会实践平台，要求学生必须完成相应的实践学分，该学分作为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和高考招生的参考依据。然而，目前看来，现有的综合社会实践平台尽管形式多样繁杂，但是无论是实践的内容还是实践活动的监督管理等与设计者的初衷都相去甚远。高等教育中的社会实践也一直是一个难题，部分基于人员、经费、安全和社会实践基地稀缺等的考虑，专业实践很难覆盖全体学生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人文社科类社会实践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