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鲁迅作品，从《摩罗诗力说》、《杂忆》、《孤独者》到《故事新编》，其中都贯穿着一个母题——“复仇”，在这些以“复仇”为母题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鲁迅“复仇”书写的三种模式：
“一是《摩罗诗力说》、《杂忆》等作品中张扬的弱者向强者，受害者向迫害者进行的抗争与报复”，可以说与传统的复仇主题无很大差别；
“二是《孤独者》、《复仇》、《复仇（二）》中体现出的启蒙知识分子或人间的大爱者向自私麻木的庸众进行的‘精神的报复’”；
“三是启蒙者指向自我的‘报复’”，至此阶段，鲁迅将复仇的对象指向自我即形成“我向自我”的复仇样式。
《铸剑》是以上三种复仇模式的结合之作：眉间尺向国王寻仇即是受害者向迫害者的抗争；黑衣人向国王复仇所展现出的无畏的精神与文中多次出现的“麻木的看客”相比，则展开了一种“精神的报复”；而最后黑衣人“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体现出的是指向自我的复仇样式。因此，《铸剑》可视为是鲁迅复仇样式的集大成之作，更“是鲁迅复仇的集大成者”。
“我国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大都向优秀的民间文学学习，挹取其精华，作为自己的营养，反之，其成就则极为有限”，《铸剑》同样如此，其“复仇”之源头要追溯于从小滋养鲁迅的浙东文化与鲁迅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鲁迅对《铸剑》的创作始于1926年10月，“1927年4月3日，《眉间赤》讫”，此处且不讨论该作在其间停笔的问题，单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女师大学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的相继发生象征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鲁迅此时也不得不从1923年与周作人失和的悲痛中走出来，从“个人的悲痛”走向“大众的苦难”。鲁迅至厦门后，当地的革命情形对于《铸剑》中体现出的这种抗争精神也有很大影响。
除社会条件的影响，鲁迅“复仇”思想的滥觞之地应为其家乡——浙江绍兴。“鲁迅对故乡的复仇反抗精神的继承是为人熟知的。他曾经多次不无自豪地引用明末王思任的话来说明浙东文化的历史传统：‘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并一再表示：‘自为越人，未忘斯义’。”“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正如鲁迅给许寿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浙东地区传承了“意志顽强、以死拼搏”的越文化精神，这点从“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就可以看出。1912年他在为绍兴《越铎日报》所写发刊词中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 绰然足以自理。”足以看出鲁迅对于浙东文化的肯定。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会稽之地汇聚着古越族“大禹-勾践精神”，而这种报仇雪耻，卧薪尝胆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正是鲁迅所认同和追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