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怕的复仇》的创作基础
果戈里在创作中不断返回自己的故乡，将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感汇聚至笔端，从《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可以看到果戈里对于乌克兰文化中英雄精神的颂扬。果戈里于1809年4月1日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德县大索罗钦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能手，他用小俄罗斯文写过一些喜剧，一些“供人消遣的笑话和歌曲”，“果戈里的父亲很善于巧妙地从这种生活中为自己的喜剧吸收营养”，母亲也是个戏迷。因此在父母的影响下，果戈理从小就对戏剧和文学活动、民间的风俗习惯和创作十分感兴趣。1828年夏天，果戈理从涅仁中学毕业后，到了彼得堡，这反而使得他对故乡民间风俗习惯和创作的兴趣大大加强。果戈里在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前去信让亲人多为他收集一些“有关小俄罗斯人的情况”，搜集关于“古事”的资料。1831年11月，批评家和小说家、乌克兰人索莫夫在给乌克兰历史学家和民俗家马克西莫维奇的信里曾说：“果戈理有许多我在任何人那里也没有听说过的小俄罗斯的歌谣、小寓言和童话故事等等，等等，而且对于他所没有见过面、但很尊重的友好的老乡，是乐于告诉这些歌谣的。他是一个具有特殊的天赋的人，并且对小俄罗斯了如指掌，他在那里受的教育，是在不到三年之前到这里来的。”善良纯真的乌克兰民族能歌善舞，然而当面对复仇时却会义无反顾地进行战斗，《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可怕的复仇》一篇是复仇主题最为浓厚的代表。哥萨克丹尼洛·布鲁尔巴施口中代表性的一句话是：“谢天谢地，哥萨克既不怕鬼，也不怕波兰教士”，体现的正是乌克兰民族的“英雄精神”。
（二）“极端化”后的产物
在作品中，哥萨克人“骁勇、欢乐、强健”的性格被果戈里刻画地淋漓尽致：
“有更多的哥萨克毫不拘礼地睡在长凳底下，地上，马匹的旁边，猪圈的附近，哥萨克们醉醺醺地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倒下来睡着，响亮的鼾声叫全基辅都能听到。”
他们热爱自由、勇敢不屈，嫉恶如仇。果戈里在《可怕的复仇》中以“复仇”为母题，其中对于哥萨特人的行为、语言等描写充分体现出伟大的英雄精神和复仇精神。当丹尼洛听说巫师来到这里是波兰人要建要塞切断他们与查波罗什人联络的后路时，他说：
“这话许是真的……这老帮子要是窝藏了敌人，我就要踏平他的魔窟。我要把这老巫师活活烧死，叫乌鸦也啄不到他的肉吃。”
他们的复仇精神中体现出的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守卫，对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顽力抗争。
“命里注定咱们还能痛痛快快地玩一阵！尽情地欢乐吧！哥萨克灵魂，这是最后的一次！伙计们，玩起来吧，咱们的节日到了！”
果戈里又通过民间诗歌的修辞手法，用抒情性的语言描述着哥萨克人在战场上的无畏勇猛的精神：
“他像鸟儿一般飞来又飞去；喊着，挥动着大马士革的马刀，左砍右杀。杀吧，哥萨克！痛痛快快地玩吧，哥萨克！慰乐你勇敢的心灵吧；可是你别看那些黄金的马具和短袄！把金子和宝石踩在脚下吧！砍吧，哥萨克！玩吧，哥萨克！……丹尼洛像一阵旋风似的杀奔回去，红顶的帽子在庐舍附近隐现，身边的敌人越来越稀少。”
果戈里对于复仇的母题也进行了再创造，并非对家乡传说的复制，而是赋予了他一贯的“极端”风格。正如罗扎诺夫对果戈里的评价：“果戈里对于一切现象和事物，不是看到它们的实际，而是看到它们的极端。”果戈里对原故事中的元素进行无限歌颂或者是贬低，其对于复仇母题的极端构画则集中体现于《可怕的复仇》篇中，比如文中对于巫师外貌的描写：
“鼻子拉长了，歪到一边去，一双褐色的眼睛变得绿莹莹的了，嘴唇皮发青，下巴颏一哆嗦尖了起来，变得跟一支长矛一样，嘴里吐出獠牙，脑袋后面肿起了驼峰。”
果戈里的这种极端思想和手法与他的性格是一以贯之的。从他对生活感受的极端形容，对于作品反复的完善，评价自己作品展现出的自卑，到对祖国、对俄罗斯呈现出的狂热情绪，让我们能够接受果戈里内心和思想的极端性。果戈里又是一个善于“自我复仇”的作家，1836年，再给茄科夫斯基的信中，他否定了自己的全部创作；1838年，他又断言说，他“很怕回忆起自己涂写的一切东西”。“心灵在请求遗忘，长久地遗忘！”他感叹道：“如果能出现一种蛾子，突然之间把一本本《钦差大臣》全吃光，同时还吃掉《小品集》、《夜话》和其他所有胡说八道的东西，如果关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在刊物上还是口头上都没有任何人谈一句，——那我就谢天谢地了”。出版《书简选录》时，他说，他“想弥补迄今为止他所出版的一切作品的徒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