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科”之新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的新范式上，“新工科”必须重塑有别于传统工科的人才培养质量体系。“复旦共识”将“新工科”概括为“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解读和论述。笔者认为，“新工科”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对工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新时代要求“新工科”更加重视工程伦理教育，这也是“新工科”与传统工科的重要差异之一。
（一）新经济新产业新科技发展的需要
随着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工程活动所面临的伦理问题也将变得更加普遍和复杂。首先，科技发展将完全改变人类对工程产品和服务形态的认知。工程活动将从目前以技术应用和加工制造的“物”为核心，转移到以满足人们个性化需要的“服务”为核心。这要求工程师必须具备更广泛的人文情怀和伦理道德。其次，基于各种新技术的工程活动过程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迅速增加，给工程师构筑了一个更加充满伦理挑战的工程环境。例如，如何应对机器人技术大规模应用带来的失业挑战？第三，随着工程复杂性的提高，对工程伦理的认知、评价和判断也将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处于两难境地。例如，克隆技术在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伦理困惑；转基因技术在为人类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健康风险等。第四，新技术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工程活动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更加广泛和多元，工程伦理必然要求从微观伦理拓展到宏观伦理。因此，基于新经济、新产业、新科技的“新工科”迫切呼唤加强工程伦理教育。
（二）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化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工程教育国际化既是服务国家战略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需要，同时也是工程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天大行动”制定了“新工科”建设从跟跑到超越直至领跑的发展战略，提出“到2050年，形成领跑全球工程教育的中国模式，建成工程教育强国，成为世界工程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15]这是我国工程教育的历史使命。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能关门办教育，必须要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工程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历史规律。2016年6月，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的正式缔约成员，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工程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更意味着今后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与国际接轨。《华盛顿协议》特别重视工程伦理教育，在其定义的工程毕业生应该具备的12项能力中，“工程与社会的关系”、“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工程伦理”等与工程伦理相关的能力占了三分之一。因此，我国要建设“新工科”，实现工程教育的国际化，提升工程教育的全球竞争力，必须要强化工程伦理教育。
（三）高等工程教育本土化发展的需要
“新工科”既要强调国际化，又要体现本土化，要立足中国国情、展现中国特色。加强工程伦理教育是发展有中国特色高等工程教育的需要。首先，我国实施赶超型的国家发展战略，工程技术发展迅速，工程伦理却相对滞后，与全球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工程实践严重不符，导致工程实践问题层出不穷。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可以为工程实践提供伦理保障。其次，我国具有悠久的工程历史，创造了“以道驭术、道技合一”工匠精神。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可以传承弘扬优秀工程文化，使其成为当代工程师职业精神和工程伦理的文化源泉。第三，工程伦理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一脉相承，加强工程伦理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最新发展理念在工程领域的具体体现。第四，“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中心环节，加强工程伦理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
（四）“新工科”教育范式的应有之义
“新工科”建设不是高等工程教育领域碎片化的局部调整，而是推动高等工程教育全面转型发展的全方位、综合性改革。当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依然深受科学范式和技术范式的影响，忽视了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工程活动不仅仅是对科学原理和技术成果的应用，本质上是对“人”的需求的响应。因此，工程教育必须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离不开一定的价值判断。“新工科”建设就是要根据世界高等教育与历次产业革命互动的规律，面向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在总结科学范式和技术范式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新工科”教育范式。“新工科”教育范式要重新确立工程范式在工程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让工程教育回归对价值问题的关注。“新工科”教育范式下的工程人才培养不仅要强调专业教育，还要重视价值理念引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均强调“新工科”建设要“坚持立德树人、德学兼修，强化工科学生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法治意识、生态意识和工程伦理意识等”。因此，工程伦理教育是“新工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工科”教育范式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