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文化史由西方文化史走过“经典”阶段、“艺术的社会史”阶段、大众文化史阶段发展而来，也被称为“新社会文化史”。其理论来源之一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法国年鉴学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转向”既使自身由社会史发展到了新社会文化史阶段，也构成了整个新文化史潮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史、社会史则相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转向社会文化史研究。但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的社会文化转向与西方不同，不是对以往路径的颠覆，不属于对西方新文化史的直接借鉴利用，而是一种前后接续的深入发展。下面借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两个机构的学术实践来说明。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于1989年成立。该所出版了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等著述的《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等创新性与影响力较大的文化研究专著。上列论著均属于思想文化史研究成果。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涉入社会文化领域，具体研究有，周积明探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周积明、宋德金和郭莹主编了获得学界高度评价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郭莹进行了中国传统社会“帮会文化”、“传统处世之道”研究。本世纪初，周积明、郭莹合著了《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与社会》，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与社会状况。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由思想文化史研究出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转向社会文化史研究，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研究论题均与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发展不同。西方新文化史的论题包含了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记忆史等。中国社会文化史从研究内容看是从思想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的“递进”，其主要特征是将研究内容扩展包含进了社会文化。
冯尔康等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者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之一。在新时期社会史研究起初阶段，冯尔康明确界定说“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由此也将南开社会史研究着重点做了说明。他们在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两方面推出了影响甚著的研究成果。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史研究发展十年之际，常建华梳理总结了过去十年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其中指出了社会文化研究的意义与地位，“社会文化研究，揭示历史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一般分类中的制度文化，亦即社会文化，是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正是新时期社会史主要探讨的领域”。到本世纪初冯尔康认为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化需要研究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常建华从推进社会史研究的高度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要“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研究主张“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如果说传统的社会科学设定了一个客观的关系体系，那么现在则应该站在组成该关系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和文化世界。”常建华认为“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由此他从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发展到日常生活史研究，由关注结构进而关注生活中的人。南开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活动表现在以余新忠为代表的研究实践中。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初版十年后，余新忠在2014年出版的该著作修订版序言中反思自己的研究认为，“就研究视角来说，本书可以说基本属于纯社会史的著作”，中国医疗史研究如与国际史学接轨，就要在内容、方法与理念上展现新意，引入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探寻瘟疫的社会文化意涵。关于推进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余新忠指明运用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与方法。常建华、余新忠等学者的早期研究成果属于典型的社会史作品。进入本世纪后，他们转向探讨社会现象的文化意义。现在日常生活史与医疗社会史已成为南开社会史研究中心较有影响的研究领域。医疗社会史研究更属于国内该领域的领跑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发展经历了由社会结构研究并关注社会文化到社会文化史取向的发展过程。但这不同于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结构史”或者“总体史”社会史到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再到第四代年鉴学派发展为新社会文化史。西方社会文化史发展是一种“反叛”于传统社会史的发展。
无论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还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社会结构史到社会文化取向的发展，均是有别于西方文化史和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史的社会文化转向，不可等同于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史从“结构史”到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其根本区别体现在历史研究依据的思想理论方面。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共同发展特征。西方社会文化史不仅是文化史发展的新阶段，更是西方史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的一次“文化转向”发展潮流的表现。就其中理论特点来说，西方社会史的这一次转向表现为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甚至如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决定论。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研究也表现出了新论题、新方法的特征。但这些应属于研究内容对象的丰富扩展，或者说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论题调整以及对西方史学的一般借鉴，理论探讨尚未深入到社会文化现象的根源、决定者等根本性问题层面。南开大学和湖北大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径是“本土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