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文化外化，是指中国本位（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挑战、摒弃的应对反应。中国自鸦片战争开端的近代以来，发现原本对外来文化施行“以夷制夷”政策，即同化、怀柔、和亲、威镇、安抚、剿办等方法，竟一概无用；只得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办法；又因中外战争的再次失败，只能跨越器用学习层面转而追求变法维新；以维新变法之策为蓝本的清末新政最终葬送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的大一统社会，迎来了形式上的民主共和体制。
然而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外来文化继续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层面近代化的历史要求，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两端，要么“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要么是维护东方精神文明国粹派的国故整理运动，甚至中途穿插“科玄论战”、“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等，乃至“中体西用”思想仍旧成为民国时期执政集团的官方文化。近代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政治、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决定着当时中国文化构成的繁杂性；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近30年间，中国文化基本由无产阶级文化和被封锁状态下的部分国外先进文化构成；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由于中国实际国情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状态，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由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先进文化所构成。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外化的首次显现，是从理学名臣倭仁于1867年反对士人接受西学的言论算起的，也是由权力中枢阶层恭亲王奕訢与大学士倭仁的辩论开始的。二人各自代表准西化主义的洋务派与文化保守主义的顽固派在中西文化论战逐渐形成过程中两派多次交锋，且互有胜负；但他们的争论并不涉及文化问题及由此引起的思想问题。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再次失利，主张用西洋式的工业技术与军事技术来维护传统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精神，即被后来者称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占了上风，中国社会开始了30余年的洋务运动，以求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原本文化保守主义的顽固派，从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自信心和我族中心的文化主义出发，质疑外来文化的绝对权威化、提倡本民族文化的优异性，理应受到历史的褒扬。究其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是关系于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问题，”甚至与当今世界文化多元一体的趋势相一致。但当时的顽固派在与洋务派论战时，完全忽略了“欧洲人在技术（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经济和行政上的成就远优于亚非地区人民。” 在实践环节上“主张太多而分析太少，情感太强而理知太弱，前提还没有弄清楚就抢先下结论，事理还未抓梳明白就作价值判断。”因而在论战中处于下风。
而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核心的的洋务派最终失利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无须向西洋学习的中国至善至美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恰恰是阻碍洋务运动发展的最大阻力。他们曾认为不能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之人……故其事必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使人熟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名教、气节以明体，然后再习学外国文字、言语、艺习以致用。”由于任何一个文化都有规范特征和器用特征。且就一个文化的实际存在而言，器用特征不能完全独立于规范特征；同样，规范特征多少系受到器用特征的限制或影响甚至于支配的，规范特征和器用特征常常是互相渗透的。故而将中国文化规范特征的“体”与外来文化器用特征的“用”相互嫁接，肯定是有行不通的道理，也正如严复对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批判“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现代学者殷海光也认为“中体西用”说是一种根本无法成立的说法。
尽管有学者认为1898年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二：即一是康有为对在中国变法的想当然，他曾对光绪皇帝说，只要变法的章程条理，皆已备具。“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二是变法维新的公事，不幸卷入皇家权力争夺的私务。这是中国历代家天下制度殆难避免的结果。中国历来在这种奇妙的制度的扩张之下，个人的地位、声威、成败，以致于现实的利害，同行政事务甚至于政策施行，像胡子与头发纠结在一起似的分不清。但痛签屈辱《辛丑条约》的清政府，还是按照维新变法的蓝本进行了清末新政这样一个社会改革运动，最终在制度近代化层面埋葬了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制，迎来了亟待进行思想近代化演变的民主共和体制。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外化演变历程中阻力无外乎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思想的制度化。若要长久维持一切制度化的思想，首先要有思想以外的政治权威与以国家机器为核心的权威制度，以便用以制裁在思想上反对官定路线的异端分子；其次要有一个封闭的社会，要么是控制交通，要么是厉行锁国政策，故此封闭社会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的支配力就会更大，进而由这些条件作底层建构的制度对创新的阻碍也更大。
二是中国文化中儒、释、道的三位一体。儒家提倡“乐天安命”和“知足常乐”。佛门对现世持一种过渡时期的看法。道家向来主张“清静无为”。这三家的人生观在这一场合刚好可以化合。而儒家之重“礼教”，形成事实上的半禁欲主义。这几种基本元素的化合作用使许多中国文化分子长年养成不愿积极进取而拿“内化克已”的法门来抵制欲望。然而，人是有欲望的动物，欲望虽能压缩但不能消灭。我们的文化价值逼得我们藉知足来压缩欲望。
三是中国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克已复礼就是要求放弃个人利益而成全集体利益，只有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了，才能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故而基本的个人生存需要都有被忽略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所谓圣人提倡“谋道不谋食”以及后来的理学夫子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恰恰是基本的个人需要未被满足，则低度的道德也就难保，“荒年易子而食”，可为明证。原本“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是一个朴素的经济史观，但胡适认为“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的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给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
四是中国文化中的唯书唯上的权威意识在作怪。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一种说法要获得广泛的赞同，首先必须取得大家所敬重的地位。另一种情形就是一个发言者取得了公认的“圣人”地位。中国向来是人微则言轻，人大则言重。
五是文化激进分子对外来文化一蹴而就的急功图进心态。吸收外来文化也不是说要吸收就能吸收的。任何人不可能把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从后门完全赶出去，从前门把一个新文化像迎新娘子似的迎进来。“文化的变迁无论怎样是有联续性的。每个新的文化特征，细细追溯及分析起来，常是以过去的文化特征作要素组合而成的。”
六是西方现代的理论哲学的概念之精确和结构之严密以及推论之灵活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当时的中国人未能完全知晓。故而中西文化的碰撞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西方人认为“欧洲人能够让亚非地区的人民在世界市场上享有他们的成品、大量工业生产的利益、改进了的生产力、较佳的保健及教育、内政上的安全，以及改善了的行政。欧洲商人、工业家、拓殖者、工程师、教育家、行政者往往包含传教士的精力、技巧和耐心克服着亚非静态社会对进步的缺乏兴趣，并且把亚非地区导向一个技术与理知为基础的世界社群。”东方人则认为西方人无耻，“欧洲人借着滥用他们军事上的优势，并且受他们工业家渴求廉价原料所推动，以及为他们的大量生产找市场，欧洲国邦的政府把亚非地区独立的人民拉到他们的轴心里去，在经济上剥削他们，挫折其本土经济的成长和民族的生活，否认他们自决的天然权利，攻击他们的文化，并且把他们暴露在所谓西方文明的罪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