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雄时代》
“茅盾文学奖”丛论之一
提要:《英雄时代》是柳建伟的系列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从表面上来看,它是一部歌颂时代英雄、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小说,但实为一部“盛世危言”;小说不仅全方位、深层次地描写了“盛世”时代所隐伏着的危机,而且还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深层根源、对所描写的社会丑恶现象则予以了谴责、写出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同时,艺术形式大气而又典雅;堪称一部“大作”。
关键词:《英雄时代》 长篇小说 盛世危言 大气典雅 大作
一
《英雄时代》是柳建伟的系列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从表面上来看,它是一部歌颂时代英雄、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小说——陈建功曾直言道:“茅盾文学奖的评判标准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2],“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毫无疑问是主旋律作品”[3];但实为一部“盛世危言”——小说全方位、深层次地描写了“盛世”时代所隐伏着的危机:
(一)政治危机
在小说中,政治危机主要表现为官场腐败,具体地说,一是搞特权。退休多年的中央领导故地重游时“走到哪儿,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4],当年“毛主席出外巡视,也没有这种排场。”[5]省委书记喜欢在“有天然猎场、高尔夫球场、温泉、保龄球馆等娱乐消闲场所,网球场、夜总会、游泳池、麻将室这些大众化的设施更是一应俱全”的温泉山庄度周末[6]。二是贪污受贿。副省长与一千八百万的贪污案“有关系”[7];省会市常务副市长的经济后盾为私营企业家和大贪污犯;省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仅从一家上市公司就索贿“四万美金”[8];国企总裁打四个小时的麻将就净赚八万八千元,收购一个上市公司就渔利一千二百万港币;“省政府处长、副处长家里的孩子有一半已经在国外读中学”[9];镇党委书记“受贿三百多万”[10];“街道办事处一般干部,管一条三里长的菜市街,一年的灰色收入”,也能顶一个上校团长二十年的军饷[11];银行信贷科长贪污“一千八百多万”[12];市场管理员上任上半年就能吃上仅四个菜就值三千元的免费“百家饭”[13],上任一年就买得起三室一厅的房子[14]……三是卖官鬻爵。“三年一届村支书,一万元;副支书,八千;村支委三千。计划生育专干,干一年要两千。”[15]谋取一个市场管理员的职位要花三万多元,[16]“转业干部想谋个好位置,不出三五万血,也办不到。”[17]……四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陆震天曾是“刘、邓手下的儒将,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和得力助手”[18],于是,大儿子做常务副部长,侄子做正司局级总裁,养子兼女婿做副司长,小儿子做亿万富翁,“从陆府出去的人,在副省级以上位置上的,有十二个人。”[19]……##end##
除官场腐败外,政治危机还有其他一些表现,如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个电子工业部就有“近九百名”“上班”人员,一个副司长整个上午没做一件正事;政府官员不想作为、只求自保或迁升——省长的心思是如何登上和坐稳省委书记的宝座,省会市长甘当“维持会长”,县委书记和县长都主要为晋升而忙乎,企业总裁不是刚愎自用就是贪权贪财贪色……
(二)道德危机
在小说中,道德沦丧是全方位的:
首先,上层社会成员其身不正。
陆震天表面上来看一身正气、堪称社会楷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将女秘书据为己有,这至少有假公济私或“吃窝边草”之嫌;女秘书比自己小二十多岁,这至少有“老牛吃嫩草”之嫌;从前妻身边强行带走儿子且长达数十年不允许儿子去见生母,这至少有无情无义之嫌……史天雄也表面上来看一身正气、堪称社会楷模,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年仅十五岁时就偷窥女性,这至少不能说是一个好孩子;在新婚不久就动过见异思迁之念,这至少不能说是一个好丈夫;对从年龄上来说可以做自己孩子的女性有过非分之想,这至少不能说是一个好长辈;再婚之前就和女友发生性关系,这至少不能说是一个好公民……
其次,中层社会成员生活糜烂。
陆承伟玩弄过的女性可以组成一个交响乐队;李长柱不仅自己上夜总会玩女人,而且还把坐了十年牢的把兄弟带去享受远胜“一对二的小皇帝,一对四的大皇帝”的“联合国”服务[20];陆小艺为满足肉欲先是暗度陈仓、红杏出墙,后是在公众场合与戏子调情,再后是与戏子苟合,遭弟弟指责时,竟恬不知耻地说:“只准你们男人放火,不许我们女人点灯,什么逻辑?混账逻辑!”[21]江才媛走马灯一样地换丈夫、双管齐下地找情人;江才荣直接涉足色情服务行当;乔妮为了一辆宝马就出卖身子[22];许萍为了六百万而甘愿被人包养三年;钱林像土狼猎食一样追逐女人、吸毒;丁显华包养六个情妇……
第三,下层社会成员寡廉鲜耻。
下岗女工逼女儿傍大款,女儿当众对母亲说要与情人在简陋的房间里做爱;女中学生还没毕业就关注母亲的再婚问题、约见母亲的情敌,或者琢磨将配偶的年龄放宽到五十五岁[23],“想在高中找个模样不错的处女,已经很困难了”[24];男人不仅吃喝嫖赌,而且还骗妻子女儿;文学青年处境稍有起色就淫心荡漾,以至于聚众嫖妓;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卖春的场所、深夜里拉皮条人像夜莺一样叫个不停……
(三)精神危机
社会“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对现实十分满意、一句牢骚都没有的幸福的人”[25],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身为上层社会成员,陆震天和史天雄所看到的都是社会出现了前所未见信仰危机——在前者看来,“我们现在遇上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这种危机,在政治局势混乱、社会严重动荡、经济面临崩溃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曾出现过”[26],“城乡储蓄超过六万亿,银行几次降息,储蓄反倒增加了”是百姓对政权的信任程度低的表现[27],“不少人手里有几个护照,几个绿卡。他们做这些,证明他们并不完全信任我们……信仰危机问题仍然很尖锐”[28];在后者看来,“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终结了”[29],中国在经历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未必还会有像当年那样“心甘情愿留在奶头山打阻击……执行额外的任务”青年人了[30],官场人浮于事,“再在官场行走”“无法不悲观。”[31]
身为中层社会成员,陆承伟和陆小艺在内心深处是随时可能会“变天”——在前者看来,陆家需要准备“应急应变的人民币”[32];在后者看来,哪家都在“处心积虑想后事”。[33]
身为下层社会成员,成人孩子都精神消沉——在李佩芝的心目中,中国是“十二亿人八亿堵,还有两亿在跳舞,剩下两亿二百五”[34],在梅兰的心目中,毛主席、政府、大企业都不可信,只有神可信[35],自己一直被国家抛弃着,“一次不行,还来第二次,第三次”[36]。孩子们津津乐道的是“一年级的小偷,二年级的贼,三年级的美女没人追,四年级的色狼一大堆,五年级的情书满天飞,六年级的鸳鸯成双对。现在上学真呀真没味,捧着课本打呀打瞌睡,等呀等到放学铃声响,卡通游戏才对我的味。”[37]“太阳当头照,骷髅对我笑。死人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弦,我就跑,轰隆一声学校没有了。”[38]……
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具备“盛世危言”品格的小说不少,如谈歌的《大厂》、《乡关何处》,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破产》,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阿宁的《天平谣》,贾兴安的《黄土青天》,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跃文的《国画》,《梅次的故事》,张者的《桃李》,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浮石的《青瓷》,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秘书长》等皆是;但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具有《英雄时代》那种品格的:
第一,《大厂》等小说所描写的危机多属局部性、浅层次的:它们大多侧重于描写某一个方面的危机:或官场危机,如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王跃文的《国画》、《梅次的故事》,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秘书长》等;或工界危机,如谈歌的《大厂》、《车间主任》,张平的《抉择》,隆振彪的《卖厂》,关仁山的《破产》等;或农界危机,如谈歌的《乡关何处》,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伤心粮食》,何申的《村民组长》等;或学界危机,如张者的《桃李》,史生荣的《所谓教授》等……且基本上都是一些能直感到的危机,如关仁山《九月还乡》中的村长横行霸道,谈歌《天下大事》中厂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抉择》中“集团腐败”等,人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作品中的事和自己身边的事非常类似甚至两者可以一一对应起来。
而《英雄时代》所描写的则如上所说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的危机——有的能让人直感到,有的则需人通过理性思考才能感觉到,这种危机给时代和社会的危害是致命的——因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危机,但危机如果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那么,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就面临着出现混乱、动荡的危险。
第二,《大厂》等小说大多只揭示了危机产生的表层根源——李唯《腐败分子潘长水》中的潘长水之所以腐败是因见自己的上级吃喝嫖赌而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而且此类现象很普遍;《国画》中的朱怀镜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工作,但在单位上时时处处受压制,老婆连个满意的工作也找不到,表弟更是含冤抱屈,于是,便玩弄起权术来;《驻京办主任》中的肖鸿林之所以要给“王老”送田黄石,是因为自己的对手贾朝轩给“王老”送了“永子”棋子;《抉择》中的郭中姚之所以都腐败是因为被一个以省委副书记严阵为首的腐败集团包围着……也就是说,潘长水等坏人之所以变坏,纯粹是社会大环境使然;但社会大环境又是何以形成的呢?作品并没有揭示出来。
而《英雄时代》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深层根源——社会体制不健全,具体地说:一是社会缺乏民主机制:陆震天虽已退休且半身不遂,但家事国事大事小事均得他定夺或不得忤其意,亲属部下都唯唯诺诺甚或盲目崇拜、丑态可掬,如江丰年接到其来信后,居然退席后躲在卧室里寻找信中之微言大义;陆承业专横跋扈——在单位,反对自己的儿子都挨耳光,其他反对者就可想而知了;王传志在天宇搞“家天下”……二是计划经济根深蒂固:陆川的工厂虽已资不抵债但仍得强撑下去;红太阳因资不抵债而动议破产之事就招致上级的直接干预;天宇虽实行股份制可其总裁也没有把握拿到应得的股份,自身危机重重可还得按政府的旨意直接兼并红太阳;市长直接干预国有商场与私营零售商的竞争;企业上市与否不取决于自身的实力而取决于主管部门的负责人……
第三,《大厂》等小说对所描写的社会丑恶现象往往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甚至还有认同之嫌,如《国画》、《驻京办主任》等对朱怀镜、丁能通、肖鸿林、贾朝轩等人玩弄权术或跑官要官或贪污受贿的描写,《分享艰难》对孔太平为解决镇里经济上的贫困与老百姓的温饱而保护腐败分子的描写,《大厂》对吕建国为“厂里两千多口子”的生计问题而想方设法把因嫖妓而被抓的郑主任放出来的描写……均如此。
而《英雄时代》对所描写的社会丑恶现象则予以了谴责,如借史天雄之口谴责陆承伟钻政策法律的空子、道德败坏、行为龌龊等,借钱林、顾双凤之口谴责陆承伟在政治、经济、道德上的恣意妄为,借梅兰之口谴责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官员,借红太阳职工之口谴责“穷庙富方丈”、易地做官等丑恶现象……
第四,《大厂》等小说没有与生活拉开一定的审美距离,有的甚至还把小说与生活划等号,以至艺术形式粗糙:或语言太直、太满、太露、太浅、太滞,或叙述方式“流水账”化,即小说中的主人公走到哪里,叙述就跟到哪里;或人物形象“扁平化”,即人物类型化,人物性格简单化。
而《英雄时代》则既直面现实、贴近生活,又能抓住人性的主题,把笔触深入到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写出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如金钱对人性的扭曲等;艺术形式大气而又典雅,显得“粗”而不“糙”,其具体表现一是语言俗雅兼具。总的来看,小说语言很“俗”——平实、直白,但细看则又很“雅”:其一,生动、传神而又内蕴丰富。如“后院真要着火,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整天拿着灭火器守在家里吧?”[39]“都是下地狱,九层和十八层,没有什么区别”[40],“顾双凤……把两道冰柱子一样的寒光,射在陆承伟身上”[41]“陆震天蹿着火苗的眼睛直灼陆承伟”[42],“人呀,要么求个做得最好,就是杀猪,也要杀到屠宰一条街的状元;要么求个做得最早,最早染上艾滋病,也是这一行的鼻祖。”[43]“她就是一块鹅卵石,我也要让它孵出小鸡来。”[44]其二,人物语言个性化。人物基本上是一人一腔一调,其语言与其性格身份十分吻合,如陆震天说话时总含“训诫”或“命令”味,史天雄多豪言壮语,陆承伟的语言时或阴沉时或不可一世,陆小艺说话时多带“支配”味……
二是结构宏大而又严谨。小说以史天雄和陆承伟因人生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展开了多种矛盾冲突:史天雄、陆承伟各自与梅红雨、王传志、田清廉、秦思民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史天雄与陆小艺、金月兰、李佩芝、刁明生、兰平章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金月兰与刁明生、李佩芝、陆小艺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形成了多条线索;但各条线索都围绕主线交错向前推进,做到主次分明、条理清晰,在各条线索的展开中穿插描写了政府官员、国企总裁、军人、民营企业家、金融家、外资老板、影视明星、教授、工人、律师、大学生、中学生等各类人物,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状结构”。第一章借陆震天的生日,把全书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线作了初步描写和交代,以后的各章条线索交错发展;结尾处写到史天雄出任合并后的天宇集团公司和红太阳电子集团公司的总裁、陆承伟在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之后翻然悔悟,预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虽遭遇困难,但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最终必然能走出困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民虽会出现思想矛盾甚至迷失自我,但最终必定能克服矛盾、回归自我。
三是情节营构匠心独运。小说的情节核实由史天雄提出天宇和红太阳合并的建议始、史天雄任天宇和红太阳合并之后的总裁终,其间,穿插着陆震天过生日、史天雄离开公职搞零售业,陆小艺投资拍电视剧,陆承伟经办陆川实业、与顾双凤反目成仇、穷追梅红雨、设陷阱套王传志,这些事件犬牙交错、彼此推进,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四是人物形象典型化和塑造人物的手法多样化。小说不仅人物形象众多,而且不少人物都是按各自阶层的个性,以其特有的方式活动着。如陆震天人老智不衰、身退心不退、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史天雄的困惑、思索、行动、奋斗、功败垂成、反败为胜,陆承伟的预谋、引诱、步步为营、得寸进尺、取胜、虽胜犹败等……不论是进还是退,是动还是静,是成功还是失败,既是其个人的,又是其所属阶层的,颇为典型。
在塑造人物时,小说或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来刻画其性格,如对陆承伟,描写他和田清廉、秦思民之间的纠葛表现其善于运筹帷幄、偷梁换柱、瞒天过海、金蝉脱壳的特点,描写他和史天雄之间关系的纠葛表现其争强好胜而又色厉内荏的特点,描写他和梅红雨之间关系的纠葛表现其处心积虑、不择手段的特点,描写他和齐怀仲之间关系的纠葛表现其胆识过人但时有千虑一失的特点……或是将人物放在各种境遇中进行描写,如史天雄,身处顺境居安思危,身处逆境又刚毅果敢、百折不挠;陆承伟,他在决意追取物质财富和女人时踌躇满志、志在必得;在无法使得敌手心悦诚服或赢得倾心之人的芳心时又惘然若失、意志消沉……或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复杂的场面描写中,结合人物的动作神态,描写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如有关梅红雨被金晶晶约见之后的心理描写、陆承伟将顾双凤送给乔本之后的心理描写、陆承伟在“征服”梅红雨后见到其胴体的心理描写等;通过人物语言来刻画其心理,如陆承伟在因性心理障碍而萎顿时对史天雄的坦陈之言,金月兰遭李佩芝冷遇后对史天雄的坦陈之言等即如此。或直接描写人物的潜意识、非理性行为、变态心理等,如史天雄与陆承伟潜意识里的袁慧(梅红雨)之争、梅红雨对史天雄“恋父情结”式的心理……
五是场面描写生动。如陆承伟在酒店宴请陆川高层一班人和会见电视剧组人员、李长柱兴师动众地闯入交警大院、周小全送礼及宴请邻居和搬家、“都得利”门前的退货、陆震天在前妻的坟头见情敌、燕平凉做主考官、天宇开董事会时与会人员的就座状况、陆承业临终遗言播放时不同人的反映、大杂院里毛小妹等下层人的日常生活……这些场面描写都很生动,它们对刻画人物、渲染气氛、营构情节均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六是文化色彩浓郁。小说除直接涉笔了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莎士比亚、但丁、普希金、萨特、聂鲁达、鲁迅等名人,《资本论》、《李尔王》、《雅典的泰门》、《堂吉诃德》、《阿信》、《红楼梦》、《阿Q正传》、《日出》等名著之外,还有明显的学习、借鉴之处:其一,化用或借用经典名著的语言,如“第一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升迁的升迁,离退休的离退休,栽跟头的栽跟头”[45],“曾经戴过红花的企业家,升的升、退的退、死的死、抓的抓”[46]等实际上是对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的“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化用,“会心的笑,暧昧的笑,开心的笑,响成一团。”[47]“几个大人听得一脸肃穆,一脸希冀,一脸茫然,都沉默着。”[48]等实际上是对巴金《家》“到处都是人,都是吵闹的声音,都是不自然的笑脸”的化用,“生活……不是什么一低头的温柔”[49]明显是对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中诗句的化用;陆承伟与史天雄在餐馆“叙旧”时借用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的原文……其二,借陆震天的生日引出人物和情节显然是对茅盾《子夜》借吴老太爷的丧事引出人物和情节的摹写。其三,有关陆承伟在酒店宴请陆川高层一班人和周小全宴请邻居的场面描写有摹写巴金《家》中有关六十六岁寿庆场面描写的痕迹。其四,有关大杂院里下层人日常生活的描写有老舍《骆驼祥子》中有关大杂院里下层人的日常生活描写的影子。其五,周小全与张天翼《华威先生》里的华威和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里的潘先生“神似”……对中外名家名著的学习、借鉴,使得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文化色彩。
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英雄时代》比《大厂》等小说更具思想性和艺术性,因而,更能振聋发聩,也更具感染力。
当然,《英雄时代》也非十全十美:其一,有多方讨好之嫌;其二,人物形象有“失真”之处,如对史天雄、金月兰、毛小妹、王小丽等人均有拔高之嫌;其三,情节有些过于巧合,如史天雄与秦思民、金月兰、梅红雨等人的际逢,陆承伟与梅兰、梅红雨等人的际逢等;其四,语言欠打磨之处时有可见,如“陆承伟……把棱角分明的、简直可以看成罗丹《思想者》原型来看的脸,整个沐浴在漫过东方的朝霞里”[50];“可给以背叛有产阶级作为革命道路开端的职业政治家的父亲送这样一份生日礼物”[51];“这样的时代已经变成纷沓而至的各类突发性事件和他们紧紧拥抱了”[52]…… 其五“硬伤”不少。如西平的人口时而为四百多万人[53],时而为一千万人[54];说梅红雨是梅丰的外甥女[55],把史天雄在文革中自杀的父母说成是“烈士”……
三
作为一部盛世危言,《英雄时代》不仅具有与众不同品格,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
第一,以文学标准来看,《英雄时代》主要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史天雄、陆承伟、陆小艺等新型典型。
《大厂》等小说由于人物形象“扁平化”,其人物便多为类型:腐败分子往往是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如《国画》中的皮德求、《梅次的故事》中的王莽之、《驻京办主任》中的肖鸿林、贾朝轩等;基层领导干部往往是左右为难,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们;普通群众往往是安分守己、深明大义、任劳任怨,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章荣、《抉择》中的夏玉莲等。
而《英雄时代》由于人物形象典型化和塑造人物的手法多样化,其人物便多个性鲜明,其中,史天雄、陆承伟、陆小艺等堪称典型。
史天雄为主流社会的中坚人物:理想高远、信念坚定——在他看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二者皆可抛”[56],为探索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内涵而不惜舍弃一切。忧患意识强烈——为杜勒斯的预言而忧心忡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抱着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炸碉堡的心态到天宇就职、对情同手足的陆承伟不姑息迁就。自主意识强烈——不为形势所迫而做造反派,不为权势和情感所牵而与陆小艺凑合。意志坚强、百折不挠——面对六大国有商场与陆承伟合力制造的麻烦和员工的误解、红颜知己的猜疑,仍毫不气馁也毫不畏惧……显然,史天雄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但他虽理想崇高,却连自主经营超市的理想也不能实现;虽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但又“阻挡不了千千万万的陈白露这样吟唱太阳:太阳出来了,太阳不属于我们,我们该睡觉了”[57];虽品行端正、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但又众叛亲离;虽意志坚强,但最终还是接受陆承伟做自己上司的现实;其辞官“下海”之举不具真实性——现实生活中辞职“下海”的高官基本没有,即使有,其目的也不会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由此可见,“高大全”只是史天雄的表象,没有筋骨、没有力量才是其本质,也就是,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史天雄是带有很强的“虚幻性”、“虚假性”的。不过,如果从一个人物化的组织形象来看,史天雄又是真实的——其特点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其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其给人的感觉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给人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与中国共产党为一体两面,即一种另类人物形象——从这一方面来看,他不仅没有“虚幻性”、“虚假性”,相反,还逼近本真,堪称典型。这一形象将成为后世人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珍贵材料。
陆承伟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从政治上来看属于“太子党”,从经济上来看为资本家,显然属于主流社会,但其所作所为又与主流社会相悖:具有相当丰富、扎实的经济知识,但既没将之用于文化建设又没有将之用于经济建设,而仅用于聚敛财富;有敏锐的经济眼光——能看准投资方向,能看准中国现行经济生活中的症结所在,能看准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但没将之用于化解社会经济风险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上,而是只用于投机;属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在共产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号召下,“用不足二十年时间,由不名一文的穷留学生”“变成一个亿万富翁”[58],但所做的又尽是挖共产党政权的墙角甚至有可能导致共产党政权坍塌的事;有魄力,能大胆投资于自己所看准的项目,而且投资愈来愈大,以至于后来千万元以下的投资不再过问,纯利润不足百分之五十的项目不做,但其投资行为又往往带着相当浓厚的赌博性;有手腕,能让下至黎民百姓上至高级政府官员以及纨绔子弟、诗人、学者、企业总裁、跨国公司的要员等都服务于自己,但高妙之中又不乏卑劣、冷酷、歹毒,如耍手腕要时连自己的父亲、姐姐、姐夫、情人也不放过;看似有情有义但实际上又无情无义——将女友扶上马后还要送一程,对异姓兄弟兼姐夫敬爱有加,但在为了自己的利益时又不惜牺牲对方;看似一个纯情主义者——爱袁慧从青少年到中年,从中国到美国,并由爱她本人到爱堪称为其克隆的姨侄女梅红雨,但实际上又生活腐化,堪称一个典型的肉欲主义者——从美国的妓女到银屏明星乔妮一个都不放过,完全认同美国的性解放观,并以之开导他人……不过,他也不是反主流社会——多次表白自己爱共产党;虽是为了使自己或自己的家族人员避免在共产党政权出现危机时流落街头而敛财,但在客观上又延缓或减弱了国有资产流入一些与共产党人不相干的人之手,从而,在客观上加固共产党的政权基础;所作所为在主观上是为了挣钱,但在客观上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如让一个赤贫县的九十万人在两年之内脱贫致富;此外,还为一个遭遇车祸却又无可奈何的修理工讨回了公道、让一个平常连药也吃不起的下岗女工住进了高干病房……显然,陆承伟是一个正邪交织、好坏难定的人物形象,因而,也是一个难以阐说穷尽的哈姆莱特式的人物形象。他实为社会转型期一个新兴阶层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后,很多下海经商的太子党成员便是像陆承伟那样“红道、黄道、白道、黑道”道道都有人,“不是保护伞、代言人,就是走狗、打手”[59],像陆承伟那样靠国家机器暴富起来成为新型资本家,像陆承伟那样坏事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不少……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另类官僚买办资本家,而陆承伟则是其代表。这一形象将成为后世人们研究时代变迁、社会力量分化组合、金钱对人的异化等问题的一份珍贵材料。
陆小艺是一个主流社会的“中间”人物——介于“中坚”与“边缘”之间的人物:既热衷于政治,但又没有直接走上政治舞台;虽没直接走上政治舞台,但又以血肉之躯参与政治;这种对政治怪异的情结使她最终沦为一个怪异的女人——另类“女权主义者”:其一,权的彻悟者:她深知“在中国,没有政治支撑的钱,只能是废纸”[60],深知史天雄“离开官场”“将一无所有”[61],深知只有“在政治上能够出将入相的男人”[62]才是陆家未来的保障。其二,权的极端崇拜者:她可以和母亲顶嘴,可以指责哥哥、呵斥弟弟,可以和丈夫大动干戈,但对父亲却是言听计从。为何如此?从根本上来看实为其父亲虽退到二线三线了,但仍能左右一名省部级官员的行政决策、升降沉浮;虽然坐在家里,但其声音仍可传到中南海的红墙之内;她相信权能解决一切问题,以至对自己情感方面的事也求诸权……其三,权的狂热追求者:对史天雄,她从十五岁时就处心积虑,后又围追堵截穷追不舍。为什么?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在其心目中史天雄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官员。其四,权令智昏者:从对权的认识和态度来看,她绝对是一个清醒者、聪明人;从对丈夫的威逼利诱、围追堵截来看,她又绝对是一个糊涂蛋、愚蠢者。何以至此?权令智昏——由于在其心目中,丈夫是物化了的权而不是人,所以,就不假思索、不择手段地抓,而从未考虑那么做是否得当……陆小艺沦为一个另类“女权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是权力化生活环境的影响:她在一个权力场生活,亲身感受到了权的威力——父亲有权时福及一家、一族甚至一个阶层的人,父亲无权时自身难保;亲身体验到了权的魅力——由于有权做后盾,她便无论是在副省长家里还是在市长办公室里都被奉为上宾,便能为所欲为……于是,便形成了对权的独特认识,产生了对权的独特情结,从而成为一个另类“女权主义者”。这一形象既为当下人们认识“现代公主”提供一个有效的参照,又为人们研究政治是如何异化人的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材料。
第二,以非文学标准来看,《英雄时代》的主要价值在于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予以了形象化的探索。
恩格斯曾称赞巴尔扎克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其作品中,“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63]。柳建伟曾经声称要像巴尔扎克那样做时代的书记官,并且付诸行动,写出了一大批作品,这些作品虽不能说“汇集了中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但也在经济细节方面能让人学到不少东西——《英雄时代》即如此。
《英雄时代》在经济细节方面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其所蕴涵的中国式市场经济理论。但对这一理论阐发,小说不是像历史学、经济学和统计学著作那样倚重陈述事实或罗列数据或逻辑演绎,而是倚重对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对陆承伟、史天雄与陆承业、王传志等人的描写:
陆承伟是一个商人,经商时完全遵循市场经济理论:先研究“市场行情”——中国的国情,其研究结论一是“政治话语在经济生活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陆震天三个字蕴藏的巨大能量。”[64]二是官本位、诸侯思想“于今为烈”;三是崇洋媚外……然后,对症下药——对关注千秋大业的陆震天诱之以千秋大业之事,对有望“更上一层楼”的田青廉、秦思民等诱之以官,对无望“更上一层楼”的王传志诱之以利,借洋人以压国人……让视域内的人都成为自己经济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最后,赚得钵满盆满。
史天雄本是一位官员,因深感自己所在的部门人浮于事、不能大展宏图而辞职办超市,其“事业”虽屡遭挫折,但还是蒸蒸日上,以至于让陆承伟垂涎;虽不齿陆承伟的经济行为,但在经济大海里摸爬滚打后终于认识到应该“学会和陆承伟们处好关系。把陆承伟们当成敌人来看,同样危险”。[65]
陆承业是红太阳的总裁,曾跻身于全国十大企业家的行列,可由于忽视市场规律而决策失误,使一个本是企业航母陷于资不抵债,自己则因上愧对国家下愧对职工而自杀。
王传志是天宇的总裁,用十五年的时间把一个只有三千万元左右固定资产的小电子管厂变成每年能上缴二十亿元利税的大企业。但由于在天宇内搞“家天下”、把天宇视为自己晋升的筹码和谋私利的资本,结果,使之踏上了步履维艰之途。
陆承伟、史天雄与陆承业、王传志对比性的活动和结果形象地表明:中国只能搞市场经济——而且是中国式市场经济,即“陆承伟”和“史天雄”“携手合作”[66]的经济,否则,即使出现经济繁荣的景象,那也只是昙花一现。
《大厂》等小说也有一些触及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但没有一部能与之同日而语。
艾略特曾说:“文学之伟大与否并不全然取决于文学标准,虽然我们必须记住是否成其为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加以判定。”[67]《英雄时代》无论是从文学标准来看还是从非文学标准来看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堪称一部“大作”,获“茅盾文学奖”实为名至实归。
ABSTRACT:The Ages of the Hero is the third part of liu jianwei 's series novel named Ages Trilogy,which has ever received the sixth Maodun Literature Prize. The Ages of the Hero is a novel aimed at praising heroes and propagating the age themes seen from the surface.However,it’s the cutionary words of the flourishing age. Not only the novel compnehasively and deeply describes the crisis lying concealed in a flourishing age, but reveals the deep origin of the crisis,condemns the ugly phenomenon of the society and writes out the convulse of the human nature resulting from a society transformation . Meanwhile,the art form of the novel is great as well as elegant. Be rated as a "masterpiece".
KEY WORDS:The Ages of the Hero series novel the cutionary words of the flourishing age great elegant masterpiece
[1]廖四平(1963-),男,湖北荆州人,文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通讯地址: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邮编:100081;E-mail:bjlsp@tom.com电话:13691001858
[2]《新闻晚报》2005年08月02日第B12版。
[3]《中国作协首次回应〈檀香刑〉落选争议》,http://book.sina.com.cn/maodun/news/c/2005-07-26/0943187215.shtml
[4]柳建伟:《英雄时代》第6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柳建伟:《英雄时代》第4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柳建伟:《英雄时代》第4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8]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9]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柳建伟:《英雄时代》第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柳建伟:《英雄时代》第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柳建伟:《英雄时代》第4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柳建伟:《英雄时代》第5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柳建伟:《英雄时代》第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柳建伟:《英雄时代》第3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柳建伟:《英雄时代》第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柳建伟:《英雄时代》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3]柳建伟:《英雄时代》第3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4]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柳建伟:《英雄时代》第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6]柳建伟:《英雄时代》第4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7]柳建伟:《英雄时代》第6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8]柳建伟:《英雄时代》第3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9]柳建伟:《英雄时代》第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0]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2]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3]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柳建伟:《英雄时代》第5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5]柳建伟:《英雄时代》第5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6]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7]柳建伟:《英雄时代》第5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8]柳建伟:《英雄时代》第5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9]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0]柳建伟:《英雄时代》第3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1]柳建伟:《英雄时代》第3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2]柳建伟:《英雄时代》第6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3]柳建伟:《英雄时代》第6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4]柳建伟:《英雄时代》第6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5]柳建伟:《英雄时代》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6]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7]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8]柳建伟:《英雄时代》第4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9]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0]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1]柳建伟:《英雄时代》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2]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3]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4]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5]柳建伟:《英雄时代》第4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6]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7]柳建伟:《英雄时代》第3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8]柳建伟:《英雄时代》第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59]柳建伟:《英雄时代》第5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0]柳建伟:《英雄时代》第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1]柳建伟:《英雄时代》第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2]柳建伟:《英雄时代》第5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1988年4月初,《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3页。
[64]柳建伟:《英雄时代》第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5]柳建伟:《英雄时代》第6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6]柳建伟:《英雄时代》第6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7]转引自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第15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