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策因素
政府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者，而政策的作用就是为科技创新提供适宜的温度与环境。因此，政府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等都会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多寡及转化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山西作为典型资源型经济体，长期依赖煤炭优势，受“一煤独大”格局和“靠山吃山”思想影响严重，科技创新意识淡漠，反映在政府层面相关政策制定不健全，出台滞后，也缺乏响应的配套保障措施，科技经费投入少，错失大好机遇。2017年山西R&D经费投入规模与强度在全国分别仅排名第23位和20位，在中部六省份中排在末尾，略高于西部较落后的省区。企业方面则表现为企业领导层缺乏高瞻远瞩的技术战略谋划和相应的配套机制。企业技术管理缺位，投入资金少，缺乏研发团队的培育与发展，不多的研发平台较分散，比较重视短期利益，导致企业技术创新仅局限于技术改造，而前瞻性的技术引领和重大创新项目突破与山西无缘。这严重制约了山西科技创新成果的产生，对经济增长和产业调整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2012年山西煤炭由盛转衰，经济持续下滑，面临巨大的危机，80%的城市财政收入为负增长，煤炭业转型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煤炭开采和开发利用技术落后，已无法适应世界煤炭技术潮流和国内外市场需求。
2机制因素
科技创新需要良好和完善的机制体系支撑。但山西目前各类促进科技创新的机制还不完善。促进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还不完善和规范。政府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科技成果认定、科技成果利益分配等政策还不够细化和具体操作性，难以有效激发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科技研发和转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尽管山西科技投入体系已经形成，但分布结构不够合理。研发投入向少数行业、少数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少数大型企业聚集。2017年山西95.9%的R&D集中投向了规模以上的13个行业，而其他行业的R&D经费投入不到5%。同时，R&D经费投入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只有太原、晋城和大同。这已经加剧了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技术发展差距。科技创新协同机制不够健全。科技创新成果涉及研发、生产、供应和销售等环节，需要产学研紧密协同。虽然山西建立了一批产学研协同中心（联盟），但产学研协同体系还不够强大，大企业参与的更少。此外，产学研协同还存在成果分配、利益分享和人才矛盾等体制上的障碍，使得一部分产学研协同中心名存实亡。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机制不完善。在全球化的今天，分工日益细化，复杂的科技创新活动已无法仅由供需双方就能完成，需要借助发达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来完成。如何利用信息化、网络化构建健全的科技创新成果的社会服务机制是山西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
3市场因素
市场是连接科技创新成果供需方的通道，也对科技创新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贴近市场需求的科技创新成果才能容易被转化，且能取得不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山西，市场的基础作用没有充分得到发挥，供需双方对接不畅、服务与平台少，科技创新成果的得不到快速有效流通和应用。作为需求方的企业，除自身研发外，不知道向谁寻求技术支持与合作，也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所需科技成果，极大延迟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与推广。那种仅靠个人关系等传统模式的对接已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和满足企业对科技创新成果的迫切需求。作为科技创新成果供给方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不能及时通过市场获得企业的迫切技术需求，研究成果与企业需求产生错位，造成了较多的无法转化的科技成果，也浪费了科技资源。但山西科技市场环境改善和科技服务机构发展还比较滞后，无法让机构、人员、项目和资金能有效对接，并活跃起来，形成推动山西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4资金因素
无论是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还是成果转化，每个阶段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且持续时间长。因此，资金的可得性关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与转化。山西的政府科技部门主要是通过科研项目立项给与资金支持，但科技部门的资金在GDP中比例很低，资金总额十分有限。2000—2017年山西资助的科技创新成果比例不足25%。煤炭企业不仅科技研发资金投入不足，而且在不景气时还吸纳大量政府和社会资金，也抑制了其他行业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另外，山西的高校总量少，“211”院校也仅有一所，高校整体的科学研究投入也不尽人意。从融资看，山西证券市场发展缓慢，企业融资渠道窄，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十分突出。山西在近3年规模不大的企业债券发行中，并无科技型企业涉入。山西又缺少权威的评估机构，中小企业和经济效益不高的企业难以获得有效的资产和知识产权评估，无法通过资产抵押、知识产权抵押和担保获得所需资金。尽管山西有一些金融创新，如“助保贷”，但还是远远不够，无法解决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言而喻，上述问题对2000—2017年间山西科技创新成果总量的增加无明显的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