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柏拉图的诗哲之争
诗哲之争由来已久——“对着主人狂吠的爱叫的狗”、“痴人瞎扯中的大人物”、“统治饱学之士的群盲”、“缜密地思考自己贫穷的人”，无不显示出诗歌与哲学的对立与冲突。柏拉图是明确反对诗歌的，他一定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其原因在于——“我们一定不能太认真地把诗歌当成一种有真理作依据的正经事物看待。我们还要警告诗的听众，当心它对心灵制度的不良影响……不能让荣誉、财富、权力，也不能让诗歌诱使我们漫不经心地对待正义和一切美德。”
柏拉图认为，“诗人除了模仿的技巧之外一无所知”，而“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 而悲剧是最具模仿性的，因而也是在哲学上最有害的诗歌形式。柏拉图认为，在古代诗歌的所有形式中，悲剧是与哲学及哲学的诗论联系最为紧密的，也是对哲学的目标最危险的。“舞台演出时诗人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因未能受到理性甚或习惯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在本质上极具模仿性且关注人类极端情感瞬间的悲剧，最大程度上体现了诗的那些特点，而柏拉图认为，这是与哲学相对立的。当我们需要爱恨情仇这些情感干枯死亡的时候，“诗歌却给它们浇水施肥”。当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因此柏拉图只允许歌颂神明的赞美诗进入城邦。
2.亚里士多德的“为诗辩护”
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开始“为诗辩护”，而这一传统经古罗马的塞涅卡一直延续至文艺复兴。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批评采用为诗“辩护”或“捍卫”的形式来对抗柏拉图的控告——模仿的诗不能代表真实的现实，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会危害我们情感的健康。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诗的模仿是否是一个理解的过程？第二，诗的模仿是否会危害我们情感的健康？
对柏拉图而言，悲剧是虚构的而非现实的，是脱离现实的模仿，是幻像而不是它们呈现的现实：“因为像画家一样，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比普通的现实更高，因为诗人的模仿是求知的过程。“求知”不仅帮助我们认识事物，还帮助我们获得快感，于是“模仿”本身获得了一种地位，这与柏拉图的“模仿说”有了本质的区别。举例来说，模仿让我们得以认识事物，但假如我们从未见过模仿的对象，那么快感从何而来？对此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是技巧或着色等类似的原因使我们获得快感。也就是说，模仿本身具有认知的功能。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显然比柏拉图的“模仿说”进了一步，因为他给予了“模仿”一种新的地位，将人类的情感和心理植入了“模仿说”。有了人的理解和认知，柏拉图的“模仿”由“低级的”、“被动的”晋升为“高级的”、“主动的”，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的主要贡献，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念经由斯多葛学派在后世的诗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心灵借助形象来思考，也用它们来感觉，这就引发了柏拉图最为担心的问题：诗歌能够引起对心理健康有害的情感。这是柏拉图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第二个原因。柏拉图认为诗人“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在柏拉图看来， “模仿”很“低级”，这只是诗歌的劣势，但诗歌能够引发危害城邦的情感，这就是诗歌的最大弊端。对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宣泄说”，即悲剧的“卡塔西斯功能”（Katharsis）。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应模仿足以引起恐惧和怜悯之情的事件”，通过观看悲剧，观众的恐惧和怜悯之情得以宣泄，这就是悲剧的功能。亚里士多德的“情感的净化”思想显然与柏拉图的“情感的浇水施肥”针锋相对。亚里士多德从未把情感当作理性的威胁，相反，他认为情感是形成正确判断的必要因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不是激发低级情感所设计的随意排列的事件，而是借助适当的情感增进其理解的逻辑清晰的结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宣泄”不是情感的任意放纵，而是借助情感加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当亚里士多德把诗描述为比历史“更严肃”和“更富于哲学意味”的时候，他确信这种借助悲剧激发起来然后又释放出来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人类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评价与其哲学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伦理学紧密相连，因此即使他的《诗学》缺席，他的诗学原理也能够得以幸存。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第六章中说：“美德乃善于求适中的中庸之道”。既然一切美德都是由习惯养成，那么作为美德之一的适度的情感也必然是由习惯养成的。悲剧的功能就是要陶冶人的情感，使之合乎适当的强度，借此获得心理的健康。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与其伦理学思想紧密相关。亚里士多德的“宣泄说”直接回应了柏拉图对文艺价值的否定，在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