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从80年代起开始高龄化现象凸显，虽比其它发达国家晚，但是速度惊人。在未来，老人的抚养问题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难题。同时老人人口比例的增加也折射出出生率的下降。这意味着国家生产主力人口的不断下降，从而使国家整体的生产力和创新力下降，生产主力人口的纳税力度持续加大，以及公共设施的费用不断提高。[ 在韩国，60岁以上的老人乘坐地铁免费。]在这种情况下，产业化的要求和个人主义社会风气使得年轻人迫于生计往往自顾不暇，生产力的大力要求使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越来越大，从而使整个家族在承担赡养老人方面的负担减弱。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逐渐消失殆尽。产业化社会对生产力和技术的渴望使得大部分只持有落后农耕经验的老人在社会上很难立足。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很多老人陷入贫困。[ 韩国老年人贫困率占全体老人的53.9%，出自《贫困统计年报》，2016。]并且，老年期角色的转换使得老人本身在精神上忧郁，无法释怀。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困窘使年龄越来越大的老人常年忍受着慢性病的折磨，无钱医治，害怕医治，放弃医治的现象频繁出现。老人被社会定义为“无作用的”，“病弱的”存在。
针对高龄化所带来的问题，韩国政府遵从自由主义原则，充分依托市场的调节作用，继续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开展养老。但是这并不符合韩国老人的现实情况。在这种社会体制和政策下，老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在国家福利方面，国家为了减轻老人带来的财政负担，政策的制定并没有从对象者的角度出发，一味地强调老人的‘高消耗’，这引起了以地方为中心的民间机构在数量上的泛滥，各机构之间恶意竞争，从而产生了福利资源的巨大浪费。长久来看，失去民心。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也加剧了社会其他群体对老人的偏见认识，深化家庭内部矛盾。与此同时，加大了阶级间的内部矛盾和排斥。老人的贫困不仅没有得到合理改善反而形成了“穷更穷，富更富”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从个人角度而言，老人的社会形象和地位更加尴尬，这种对老人形象和性质的定义大大加剧了老人的精神负担。更加矛盾的是目前在韩国，政治要员，教授，医生，中高位公务员，企业高层等社会群体内部，老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把他们和其他老人归类成一个群体是无根据的。老人内部也出现了阶层间彼此故意疏远以证明自己的现象。
“高龄化危机论”在很大程度上夸张了老人团体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大部分老人仍然对家庭及子女的发展承担着义务。例如帮助子女在学业上继续深造，照顾孙辈，帮子女打理家务等等。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社会建设，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并且，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仍然积极从事经济创收的工作，这里甚至还有很多高领老人。他们有的为了减轻子女的抚养负担，有的不愿意闲在家里，有的甚至还通过一切福利组织积极地参加社会奉献活动，以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减轻社会及年轻人的负担。
在古代，很多人年过30便自称为“老夫”，这完全可以反映出年长者在社会和家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现在，很多人年过70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老人”，他们不断在强调自己仍然年轻，仍然可以做很多对社会和周围人有意义的事情。这极大程度的体现了社会对于老人的否定意识，老人们在对这样的否定的定义做积极的抵抗。但是就目前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在韩国，超过60岁的老人乘坐地铁时免费，但是乘坐公交车却和普通人付一样的费用。这样，政府把一切不愿意花钱乘坐公交车的老人都集中到了地下，在城市的路上，看不到很多年长者，但是地铁站附近却聚集着大量的老人。这大大增加了地铁里的拥挤程度，使上下班的人乘坐地铁时感到不便，加深了其他群体对老人的偏见认识，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其他群体和老人之间的矛盾。
正式失去社会作用的老人往往会自然地受到社会上各个领域的排斥，感受到压力。尤其是在首尔，京畿道地区，这两个区域代表着韩国产业化的发展，在这里办公楼群聚集，购物街，咖啡店，整容医院以及皮肤科，展示馆，大型补习班，各种高档餐厅琳琅满目，聚集着大量追求梦想和时尚的年轻人，这里高昂的消费自然地不符合老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老人们在这样的环境里，精神无处安置。
我们应该深究一个问题，“高龄化危机论”所反映出的实质是老人本身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阻碍，使老人问题不得不被认为并定义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从而需要按照社会问题的标准来制定相应政策。那么，照以上所述，“高龄化危机论”其实是社会在老人问题上的误区，“老人”是社会所定义的概念。在中国，一般人60岁退休。在韩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但是60岁以上的人享受老人的福利政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层差异所带来的福利不平等。很多不同阶层的老人们为了有所区别，拒绝乘坐地铁，选择开车或者地上交通等出行方式。
总体而言，“高龄化危机论”加深了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长此以往，“高龄化危机论”会威胁到政府的管理，涣散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