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历了对政策制定和选择方面的讨论阶段，即“政治自由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的论争。“政治自由主义”主张的是由政府全权负责和干涉福利部门的发展。以Keynes为代表的很多经济学者认为，在以“市场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指导方针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产业化使事业、贫困、残疾以及“老无所依”的问题凸显，国家应该处理“市场自由主义”带来的后遗症问题。“政治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政府的行为职能和福利的普遍性。但是这反而使政府被质疑，政府被认为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在国民面前作秀，而不是为了国民存在。
“高龄化危机论”反映出政府的立场则是以产业化为核心发展动力的韩国更注重人的生产力，这种根源促成了社会对年长者的排斥。在长期受到欧洲“政治分权”思想影响下的韩国，政府为了减少权力集中，避免国家过分干涉和控制导致的经济负担，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 这里的效率指的是经济学里的“投入”和“产出”。]，卢武铉政府正式提出“地方自治”政策。福利部门也不例外。另外，政府大力推行市场自由化的竞争机制，变为“政府主导，政府委托运营”的方式。在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各地方的民间企业在福利方面也兴起了创业热潮。社会里涌入诸多企业性质的福利机构。它们之间为了得到政府的财政补助，利用不争当的恶意竞争方式造假欺瞒政府。这种“市场自由”的社会政策被市场自由主义者们认为是“无福利”或者“残余性福利”（residual welfare）。 长期如此，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福利部门的浪费，也使政府失去民心。对市场自由化政策的执着，使政府完全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即使市场在具体问题前出现乏力的现象，政府也没有提出更好的办法。
无疑，“市场自由”福利政策反映出政府在抗拒和躲避对老人的责任。在市场自由主义化原则下，韩国以先经济增长后福利的原则，发展经济，使福利相关机构与其他部门相比发展程度差距明显。老人们“适者生存”。
很显然，这种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原则的福利政策并不适合高龄化和老年高贫困化的韩国社会。与在社会保险和公共部门已发展完备的发达国家不同，韩国在“市场自由主义”的驱使下，养老模式仍然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韩国的高失业率再次加大了家庭养老的负担。很多年轻人连负担自己的生活所需都面临严峻的考验。韩国在积极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政策和社会制度时应充分考虑本国的实情，以减少盲目借鉴所带来的国民政府公共性的信任和不当政策所带来的更大的经济损失和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