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性老年”的概念
从内在承载着“高龄化危机论”的“市场自由主义”福利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贫困层老年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来接受“市场自由主义”式的福利。很多老年人对工作十分渴望，但他们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则是产业化社会对技术和人才的要求的程度远远超过老年人自身的能力。在生产力落后的农耕时代，年长者之所以被家庭和周围人尊重，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往往持有更多的经验，这与产业化社会的情况截然不同。
为了减轻高龄化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国家提出“生产性老年”的政策，即老年人仍然要从事对社会发展有利[ 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性福利]的一切活动和经济创收活动。“生产性老年”的概念最初起源于美国社会。即老人和年龄无关，应力所能及地参加经济活动。 美国对“生产性老年”概念的强调更偏重于老人的经济创收，这和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有关。
（二）美国提出“生产性老年”的社会背景
在美国，“生产性老年”这一概念被提出至今不到40年。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发展需要“老人”的本质化的加入。自1776年美国建国以后，美国国土的95%是区别于城市的乡村，这里的老人和壮年的劳动力一起长期从事着农耕活动。当老人不能够继续从事农耕时，也会从事一些和农耕相关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当时的美国，坚持生产性被认为是“公共善”和个人能力的体现，是一种被社会所广泛提倡和认可的价值观和美德。因为个人对生产力的投入会使得整体社会的福利水平上升(Achenbaum, 2001:23)。
这种生产力和福利的结合方式被认为是应对老年问题的成功典范。到了19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里产生了制铁，修建铁路，在这些企业里开始限制员工的年龄，此时的老人，即使拥有健康的身体也必须把职位让给更年轻的人。社会对老人的要求由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即否定了老人的生产性，老人被认为是无用的群体。到1970年，社会对老人在工作上的排斥明确地体现在了法律上。法律上明确地规定老人的退休年龄和退休福利等。此时的美国社会已经开始关注“老年生活”，以“活动理论”和“脱离理论”为代表，针对老人是否应该继续参加经济活动而展开争论。“活动理论”强调老人应该坚持参与社会活动，维持社会关系。与之相反的“脱离理论”则强调老人在晚年应该享受居家，把机会让步给年轻人。这两种主张看似相反，但是实质上符合产业国家对老人的要求，“活动理论”强调的是老人在晚年应该找到更合适自己的事情做，而并非一定是工作。到了1970年以后，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失业率骤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减少对老人的福利。至此，“生产性老年“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生产性老年”的概念产生于美国的70-80年代之间，由Butler提出。他强调老人在劳动，家庭以及社会共同体方面的作用。由此，在美国沉寂了100余年的老人的“生产性”被再次强调。
（三）“生产性老年”概念的问题点
老人的“生产性”在美国经历了强调-搁置-再强调的阶段。由于年龄使老人被社会打上了否定的标签，从而被认为在诸多方面都给家人和社会带来了不便。高龄化程度的加深被认为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问题。但是至今并没有客观事实证明老人的数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关系。美国经济也并没有停滞不前。并且“生产性老年”并没有考虑到老人的阶层而是一味地强调老人是被抚养群体。很多事实表明，父母在退休之后仍然负担子女的学费甚至生活费。这也大大夸张了“老人”这个词的意义。瑞士的国立科学财团的研究表明，老人帮助子女照看一个小时的孩子，将会在一年创造19亿美元的经济价值（한겨례, 2008.8.7）。
并且，从美国的社会历史来看，老人根据社会的需要被打上不同的标签。所以老人并不是真正无作用的存在，而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被动地接受的各种位置。老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统治者统治社会和国家的工具。生产性老年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老人本身，而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被提出的。
韩国社会里完全接纳了“生产性老年”这个概念，并在政策制定中和社会工作中被不断强调。但是这个概念完全脱离了行为者本身。即韩国社会所强调的“生产性老年”是可以通过生产性实现幸福晚年的，这样看来，韩国采用“生产性老年”的概念的初衷是和概念本身矛盾的。这必然会在社会工作中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韩国，老年的生产性活动被规定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的经济创收，另一个是潜在的福利创收。即老人通过社会奉献来创造新的福利。但是在落实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问题，比如说，老人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老人参加社会义工活动后甚至得不到交通费方面的补助而对制度方面产生负面情绪，拒绝参加以后的奉献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