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江南》具体创作年代不详，诗中江南只能依据汉代江南所指加以定位，而汉代江南已经不局限于长江中游的荆湘地区。
《尔雅·释山》记载“江南，衡”，衡山位于今天的湖南省境内，据此，有人认为此时的江南核心区依然是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周振鹤也认为当时的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其实，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上文已述，战国末期，江南所指已不局限于长江中游的荆湘或两湖地区，而是出现了向下游延展“东移”的趋势。两汉时期，江南核心区从长江中游东移至长江下游地区的现象更为明显。《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记载了王剪平定江南地区，“降越君，置会稽郡”。显然，此时江南指称的地理范围，已经从长江中游的楚地延展到下游的越地。
西汉司马迁将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先秦“楚越之地”列为有着自身特征的经济和文化区域，东汉班固也顺承了司马迁之说，直接将“楚越之地”称为江南。东汉赵哗《吴越春秋》记载“禹济江南，省水理”“已受命号，去还江南”。东汉袁康、吴平辑录的《越绝书》载越王勾践“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学界研究证明，汉代江南地理范围已经包括豫章郡、丹阳郡，甚至会稽北部，即今天江西及安徽、江苏南部，说明汉代江南已不再单一指称长江中游的荆湘这唯一核心区，而是从中游延展东移到下游吴越的双核心区。
汉代江南指称地区不仅从中游向下游地区延展东移，还从长江以南向江北地区“北漂”，即，东汉时期江南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长江以南，而是把地跨长江南北的荆州和襄阳包括进去。“东汉人又含糊地以江南指荆州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包括北距长江很远的襄阳。”其实，在先秦时期，作为江南核心区的楚国云梦泽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地跨长江南北，但是，当时江南所指仅限于长江以南部分，“屏蔽”了长江以北地区。汉代的江南，则已经越过长江“北漂”。《后汉书·刘表传》中的“时江南宗贼大盛”，这里的江南就是将跨长江南北的荆州及襄阳包括进去。这种情况甚至到唐初仍然有如此使用。基于此，秦汉时期江南所指，应为长江中游包括“北漂”的江北部分地区，以及延展东移到下游的吴越之地，属于名副其实的双核心并行的江南。
江南双核心区并行的局面，形成于汉代，一直延续到魏晋。三国时期，人们常常以“江东”“江左”指代江南，清人钱大昕认为，“今人所谓江南，古之江东也”。此时的“江东”“江左”与江南概念等同，“其中心与先秦两汉时期的洞庭湖、鄱阳湖一带相较已经明显东移”。
南朝时期，人们常常以江南、江左、江东等称呼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或者偏居东南一隅的南方政权。江南概念在指称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同时，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诸朝廷。从纯粹自然地理层面上看，这时的江南指的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长江下游逐渐成为可以和荆楚大地媲美的另一个江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的‘远东’区域，这可以称为江南的洞（洞庭湖）、鄱（鄱阳湖）、太（太湖）并行期。”也就是说，从两汉至魏晋，除了长江中游地区成为江南中心区的指称外，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终于确立在江南地理空间与中游并列的中心地位。这种状况一直到唐代，因为下游核心区地位的凸显，才打破了并行的均衡状态。
汉乐府《江南》是乐府江南诗的开宗立派之作，原属汉代的街陌讴谣，诗中没有具体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根据秦汉时期江南所指初步形成中游漫延至下游双核心区的情况，无论把此处的江南解释为长江中游的荆湘地区，还是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都是不准确的，而应该包括长江中游荆湘地区与下游吴越地区。“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诗中采莲的风景，也与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风物人情完全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