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忆江南》、杜牧的《江南春》，均为唐代诗歌，此时的江南所指已不同于汉乐府时的江南，即使同为唐代，也因为晚唐的江南地理区划变革，导致两首诗中的江南范围有所差异。
第一次以“江南”命名行政区划，始于唐朝，“江南道”的设立赋予了江南准确的地理范围，改变了此前模糊宽泛的状态，同时，随着长江下游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提升，吴越地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凸显，江南指称的地理空间也更多地集中于此，由此打破了维持数百年的中游与下游双核心区并行的平衡状态。
贞观元年（627年），唐朝政府将全国州郡分为十道，其中之一就有“江南道”。江南道下辖“五十有一州”，包括了西起今贵州东北部，东至大海的广大区域，具体所指为长江中下游之南、湖南西部以东、南岭以北、东至大海的广大地区，相当于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湖北、四川江南一部分和贵州东北部地区。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对唐初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全国设立15道，其中，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江南东道治所位于今天的苏州，辖区相当于今天江苏长江以南地区，包括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江南西道治所位于今天江西南昌，辖区相当于今天安徽与湖北的长江以南地区，江西全省、湖南省洞庭湖、资水流域一线以东地区。中唐时期，江南东道又被划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
显然，这种划分基本上遵循了江南地区山河形成的自然地理特征，江南东道延续了三国至魏晋的以吴越为中心的地理范围，江南西道则延续了先秦至两汉的以荆湘为中心的地理范围。这表明直至中唐事情，江南地理范围仍然保持着长江中游与下游双核心区并行态势。
但是，到了晚唐，江南的长江中游和下游双核心地位发生了重大偏移，长江下游地区重要性超越长江中游，从而取代了长江中游作为江南中心区的地位。唐代江南概念使用中的狭义更为普遍，“江南”往往更多地与吴越联系在一起的，“唐代尤其是中唐后‘江南’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基本等同于后来的狭义‘江南’概念。”]学界统计，《全唐诗》中有244首诗题中直接出现“江南”一词，431首诗内容中直接出现“江南”。这些诗歌中的江南所指并不一致，但是，其中传诵至今的著名诗歌，基本指向了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如唐人鲍防、严维等文士在越州诗会上唱和的《状江南十二咏》，诗中的“江南”地理范围“可以扩大到浙西，即当时通称的江南地区，包括润、常、苏、湖、杭、睦、越、明、台等州。”这已经是典型的吴越地区。
关于白居易创作《忆江南》三首词的具体时间，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作者827年晚居洛阳时所写，此时正值中唐时期。“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该词中的“风景旧曾谙”，显然指的是他此前在杭州、苏州担任刺史的那段时间，再联系第二首“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第三首“江南忆，其次忆吴宫”，以及白居易诗词创作的主要阶段都是在中唐，可以推知该词中的江南地理范围，应该是中唐人们普遍指称的江南，而不是晚唐发生剧变之前的江南地理范围，即，指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东道地区。苏州是整个吴越地区太湖水系的中心城市，杭州则是吴越地区钱塘江水系的南部中心区，白居易笔下的江南，是以太湖水系的苏州、钱塘水系的杭州为中心区的广大吴越地区，其中，又偏重于吴越的南部地区，这与晚唐时期进一步缩小，向北部宁镇平原“北漂”而偏重于吴越北部地区还是有所区别的。
杜牧诗词主要创作于晚唐，这首《江南春》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明确了写的是“南朝”之事，历史上的南朝以建康为政治中心，时人也多以南朝指称其政权或控制区域，纵观南朝时期控制的地理范围，大致是长江下游以建康（南京）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南京位于环太湖周边地区最北边的宁镇平原，其地理生态与太湖水系和钱塘江水系都有一定差异，属于太湖流域中心区向北辐射的边缘地区，说明晚唐江南的重心不仅从中游荆湘地区，偏移到了下游吴越地区，而且，在以环太湖为核心区的吴越地区内部，也出现了从吴越的南部中心钱塘江流域的杭州，向环太湖流域的北部周边地区宁镇平原“北漂”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