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任因素在社会资本研究中的重要性
信任因素在社会资本框架下具有稳定性，它可以作为研究国家与不同地区的工具。一般而言，信任强调相互性，它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粘合剂，是社会互动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成员合作的基础。在帕特南看来，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像货币交换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样，因为信任为生活增添了润滑剂，因此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和本质性因素。福山则将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以文化角度进行深层次研究。
以城市社区发展为例，随着城市化推进和城市生活的冲击，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社会不少地区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有社区居民政治冷漠、缺乏社区参与意识，对于社区治理中的各项决策存在质疑和不理解的现象，这些问题消解了社区治理的意义与时代性，也间接阻碍了社会资本促进当代社会生活的有序高效率运行的功能发挥，而我们不难发现，通过对社区治理弊病剖析，导致社会资本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的一个最为根源的问题就在于不同群体对信任因素的忽视，甚至于在社区治理中信任因素几乎处于缺位的状态，这种状况使社会资本推动社区治理的运行受到了阻滞。而事实上，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缩影，一个社区的良好运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社区中的个体，而居民间的信任是建立合作互惠规范、居民参与网络的前提。社区居民彼此信任能够促进社区认同形成。同时，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是我们研究的范畴。
信任因素是社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社区内个体的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出现都源于其对社区的信任程度，一个社区的信任水平越高，社区内居民、社区自治组织甚至整体社区的运行效率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在通过不断扩大的人际关系互动与社会网络的构建中，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沟通能力得到大幅提升。通过降低合作成本，社区合作空间得到扩展，进而一个基本完善的社区信任网络便逐渐形成，进一步为实现社区治理的高效率运转奠定基础。
（二）从信任到信任网络
信任，可以被视为一种态度，一种当事人与相关实践活动的关系。它聚焦于关系层面，为探寻何种态度可能激发或源于信任关系提供有益指导。查尔斯蒂利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信任可以被认为是我们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失信的风险之中。而信任关系则意味着常规化地承担了这种风险。信任关系在更庞大的信任关系中运作就构成了信任网络。从信任到信任网络的出现其实是基于信任所形成的信任关系，没有经过信任关系的构建，信任网络便无从谈起，进而导致信任因素的发挥受到很大的阻碍与限制。由此可见，信任网络所发挥的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查尔斯蒂利认为，“所谓信任网络其本质上就是由网状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由强大的关系纽带所凝聚的社会网络”。信任网络提供个体与组织在别处得不到的价值与功能，既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增强了契约的安全性。同时，信任网络控制其成员，如果被集体拒斥便得不偿失。
信任网络其实起源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克雷格·马尔德鲁对16世纪英格兰信用网络的研究则强化了上述认识。随着英国对纺织业及与欧洲大陆贸易的依赖日益加深，商业信用在大约1540年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当时，法定的支付手段仅仅是金币和银币，但法定货币的周转远远地落后于商品生产和贸易流通，由此导致了类似于通货紧缩和资金周转加剧的状况。但与此同时，人们相互之间的信用交往尤其是家族内部或者家族式商业企业的信用交往却不受上述状况的影响，也就是说，新兴的信用网络不仅接纳了可信赖者，同时也将不可信赖者排斥于信用网络之外。马尔德鲁的分析解释了代表市场取向的商业交往中，血缘、邻里、信众之间的关系纽带依然具有重要作用。面对严峻的金银币短缺情况，16世纪的英国人通过设计出缓解信用风险的信任网络帮助商业资本的进一步扩展，足以证明信任网络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实际效用，通过信任因素这一协调中介，充斥在商业领域中的无规则现象得以大大减少，这也为创造合理公平的交易规则，进而为减少交易成本提供了隐形支持。
信任网络本身具有的功能是丰富的，尤其是在与其他不同类型的合作进行比较时，其功能独特性也就凸显出来了。在查尔斯蒂利看来，信任网络本身与奥斯特罗姆的池塘合作制度有根本不同，两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首先，信任网络的运作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出于资源稀缺性的考量，排斥于信任网络之外的社会成员必然会与网络内成员围绕资源展开争夺。其次，退出信任网络的阻力极其大以至于很少出现退出的情况。最后，虽然通过内部激励信任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足够强大，但在社会组织内部更倾向于小范围个体关系的维持。任何一个理性个体都无法摆脱置身于信任网络中受到的影响，而其实信任网络是基于信任因素而形成的更高一级实现形式，它们二者的巧妙平衡能够推动社会资本中其他因素，如互惠规范和网络作用的充分发挥。事实上，信任与信任网络在实现互惠规范与推动人际网络中起着基础性作用，通过两者的巧妙配合，公民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对各项事务的参与程度将通过公民对社区信任水平的高低得以体现。
可见，信任的社会调节功能是无处不在的。从个体层面来看，信任尤其是人际信任，其在个体参与社区生活中得以体现。从组织层面来看，信任是不同的社会组织与外部环境进行反馈与互动的基础，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有相应的调整。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信任因素通过渗入到个体与组织的方式进一步将社区治理的有效性推入到更高的水平，通过构筑信任网络使得居民之间形成良性人际互动，而社会组织之间也得以通过密切的联系充分维护组织利益从而实现整体社区治理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