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体层面
其一，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社会资本的三大构成要件中，信任起着基础性作用并兼具决定意义，信任的缺失容易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人们往往会由于个人利益的驱使和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而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出现，这一现象损害了社会成员长期遵守的原则，也打破了市场交易原则，人们因利益改变相应调整行动，使得集体行动困境形成。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城市化率2000年为36.22%，2017年达到58.52%，上升了22.3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31个百分点，新增人口近3.6亿人。大量城市新增人口使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拆迁和改建在拆除原有小区的同时，也破坏了由“熟人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陌生人”社区正逐渐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形态。随着单位制解体，传统意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在悄然瓦解。比如，上海市某小区30户居民中，21户有高龄老人，绝大多数居民都比较支持在小区内加装电梯。但是，小区内另外9户家庭因家中没有老人常年居住，因此在加装电梯这件事情上持较为消极的态度，这就造成了小区内长达6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这其实就是现实中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一些家中没有老人常年居住的家庭认为，安装电梯一方面可能会增加自己的公共开支，另一方面，对整个小区的集体决策行动持有怀疑态度，担心这笔用于加装电梯的开支被执行者挪作他用。不过好在最后经过一番协商，该小区终于一致同意加装电梯。李彧钦在进行社区治理信任研究中对D社区的发现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他所调研的D社区有许多离退休人员，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对社区建设做出了很多努力，一方面，娱乐了身心，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彼此感情，增强了彼此间的信任。相比前述例子，该小区居民在参与社区治理层面普遍有较高的一致性，通过在社区内广泛地收集居民意见，并充分给予居民表达意见的权利，该小区居委会总体上在该社区成员心中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可度。
其实，两个地区在社区治理上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性归根到底就是信任作为中介的调节效用是否得以实现的问题，随着城市化与单位制的瓦解，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水平也逐渐下降，而对于李彧钦调研的D社区而言，该社区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是促使社区治理实现高效率运转的前提，通过信任因素的调节效用，居民之间的信任度不断提升。因而，信任水平的高低其实影响着不同社区的治理效果，越是发达的社区，居民之间信任度越高，而信任水平高的社区居民也通过集体行动提升社区信任水平，而这种马太效应也对社区治理产生持久的影响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路径依赖。
其二，提升人际关系能力。对于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言，个体在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信任所发挥的作用给个体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以余新蕾、朱海伦对嘉兴市城市社区信任现状研究为例，他们发现社区人际密切程度与信任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关于居民活动时间与为邻居提供帮助的意愿度关系数据中，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居民中，当邻居家有老人小孩需要照看一下时，绝大多数的居民选择的是愿意，占比为 91.8%。然而根据其所统计的社区活动时间，发现在6小时及以下的居民愿意提供帮助的比例仅为 76.47%，远远低于其他同类居民占比。也就是说活动时间的不同影响了社区居民间信任。
其实，人们之间交流越多，关系越密切，信任程度也会更高。而与此同时，较高的信任也会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更多的融入到社区治理当中。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社区居民忙于工作导致居民在社区内缺乏人际关系的深入，从而导致了社区的信任危机。当一个社区中大部分成员在社区参与中表现出消极态度，那么很容易出现原有的积极参与成员面对这种消极情况而改变过去的高涨参与热情，而且相当一部分社区居民即使有时间也只是待在家里休息，而不是主动参与社区活动。这种对于社区参与的冷漠也体现在对于其他居民缺乏信任，本质上其实是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其实，在人际关系能力提升方面，信任的作用不可小觑。信任能够帮助社区居民形成一致认知，尤其是在涉及社区治理的重大决策中，信任所发挥的调节效用更加明显。
如果社区居民之间普遍存在不信任，那么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某家某户的反对而导致集体利益受损的情况就无法得以有效解决。当居民之间在普遍意义上达成一致时，居民之间就会通过信息的沟通与交流，站在不同角度从全局出发考虑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甚至在居民之间针对社区中某项重大事项形成广泛的交流和讨论，通过信任充当调节中介，居民的各方意见在沟通与交流的渠道中得以反馈给社区决策者，在经过多方讨论与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前提上，社区决策和社区治理水平得以提升。与此同时，居民人际关系能力也在不断沟通协调中得以提升，进而使得人们对社区事务的关心度也逐渐上升。可以说，良好的信任水平塑造了公民的人际能力，人际关系能力提升也培育了社会信任。
（二）组织层面
其一，推动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高度组织化。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社区治理层面的居委会组织，另一类是基于社区居民自发创建的自治组织，如合唱团、秧歌队等。不同的社区组织形式其组织化程度是不同的，而组织化程度直接决定了组织的行动力。以居委会的发展为例，我国社区居委会的职能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发挥越来越多的功能，居委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行动影响着居民参与，而社区自治组织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功能作用，离不开组织凝聚力的效用发挥，而信任又是产生组织凝聚力的基础。良好的信任网络通过激发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让社区治理中的绝大部分居民都能理性且广泛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时，社区自治组织发展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社区凝聚力也随之不断增强。通过信任的调节效用，同样，以李彧钦所调研的D社区为例，该小区居民利用空余时间参加合唱团，志愿服务队等各种组织，极大地推动了这些民间组织的自我完善和组织化发展，并在居民之间形成一股持久的凝聚力，通过在社区举办一系列活动，居民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更加强了组织的紧密度，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形成了融洽的关系，当社区治理出现矛盾和分歧时，社区组织可以通过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在经过讨论与多方沟通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作出令各方均比较满意的决策，进而推进政策的实施。这离不开居民之间的高度信任，更进一步强化了社区自治组织的执行能力，在不断推进社区自治组织发展中实现社区治理的有序进行。同时，社区自治组织利益得以维护。社区内部的联谊、互动体现了社区组织高度组织化和社区居民彼此的相互信任。并且居民通过社区组织的活动，不断进行互动与博弈，更进一步增强了彼此的信任。D社区的住户有4000多户，绝大部分居民已经退休，只有五分之一比例依然为保持工作的居民，该地区的社区文化活动举办就较为成功，通过邀请社区领导现场感受活动气氛，该社区筹得了一笔日后的活动经费，用于扩大和支持该社区文化建设。这个事例充分表明了信任的重要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社区自治组织的行动促进了社区整体利益的实现。每个个体都有表达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由和权利，但单独的个体在实力上比较弱，因此，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标，需要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成员联合起来，形成自治组织。而借助组织的力量，社区治理效率大幅提升，社区自治组织利益得以维护。这也是社区居民自我提高、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其二，促进组织间的合作与交流，进而推动社区和谐发展。社区的和谐发展有赖于社区组织的维护，如果一个社区内自治组织的功能无法得以有效发挥，那么当社区治理中存在分歧与矛盾一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时，就容易出现社区治理乱象，如居民不配合、政策难以落实等。而信任则可以促进组织间广泛合作与交流，信任的缺失将大大阻碍社区组织的沟通，削弱社区自治组织的凝聚力。在一个社会内部由于不同社会成员各自利益存在差异性，因而相应的，社会网络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自治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发展与成熟反映了社会发育程度的快慢，由于信任在整个社会发展和公民精神的培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公民在进行参与的过程中会进行不同的选择，自治社会组织则会把持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群体有纪律的组织起来，并且通过高度组织化的行动完成内部任务和要求，由于信任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任何自治组织的发展都是以社会资本高度发达尤其是信任形成密不可分的，由于组织内部各成员之间在长期相处中凝聚的共同态度与认知，我们可以把其视同为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这样由于信任因素在发挥作用，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过程中都充满了协商的成分，当个体利益诉求在社群中无法得到有效表达时，在全体成员尊重基本规则的基础之上，受信任的主体将会对如何有效解决群体内部冲突提供一个得到绝大多数成员认可的方案，而之所以社会成员能够对方案产生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信任因素在其中所起的凝聚作用。
通过组织之间信任的培育，组织内成员在进行重大决策的商讨中会进行多方考虑，通过广泛地讨论与协商，组织内部成员在基于信任的前提下充分表达各自的想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也促进各方敞开心扉，在交流的过程中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当组织内部成员的真实想法得以充分表达时，科学民主的决策方案也更容易被采纳，而这一特点也能够帮助城市社区治理效率得以提升。这是因为在社区治理中，不同的声音往往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在进行决策时，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兼顾各方利益，基于信任而进行的不同利益表达就显得很重要。在社区治理中，信任有利于将不同利益代表集中在一起进行民主讨论，基于信任这一框架下的讨论就远离了绝对权威的干预，从而有助于使决策走向民主化，在历史视域下，长期稳固的信任关系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的属性，从而能够保持其特质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起到维系社会成员之间关系，保持社区基本治理面貌的基础性作用，信任所发挥的某些作用是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无法充分替代的，这也是社会资本中信任因素居于基础地位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