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人生经历对《野草》的创作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对展现鲁迅人生经历的人生情感、文化现象、社会现实的分析，从而 揭示出鲁迅的人生经历对《野草》的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鲁迅的人生经历不但是鲁迅创作《野草》的诱因，而且从中寄寓着鲁迅创作《野草》的思想动机。近而对我们更加客观真实的了解《野草》的创作主旨具有重大的认识作用。

关键词: 人生情感；文化现象； 社会现实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作者的人生经历也许会成为作者的直接描写对象，但有时也会成为作者的某种思想动机的切入点，所以研究作者的人生经历对更加客观真实的了解作者本人的思想和作者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宗旨具有不容低估的作用。“《野草》是鲁迅在经历了个人生活的重大变故过程中痛切人生体验的产物「1」”本文通过对鲁迅人生经历的查阅和对《野草》的解读，近而发现鲁迅的人生经历对《野草》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end##

1.鲁迅的人生情感是鲁迅人生经历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包括鲁迅对周围人生情感的领悟，一方面也包括鲁迅对自身人生情感的解剖。鲁迅的人生情感对《野草》的创作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可以找到答案“《腊叶》，是因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鲁迅说 “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着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得来，《雁门集》等等都是无关宏旨的「2」”。据孙伏园说鲁迅先生当时口头上所说的“许公”，指的就是许广平。实际上鲁迅说的“爱我者”应该是泛指，它包括了当时热爱和关心鲁迅的广大进步青年，鲁迅的朋友、鲁迅的亲人等，许广平只是一个代表。当时鲁迅的身体确实不好“由于当时政治的压迫，章士钊们的代表黑暗的反动势力的摧逼，“正人君子”的卑劣诬陷，真使先生痛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长时期在纵酒，经医生诊看之后，也开不出好药方，要他先禁烟、禁酒……「3」”。通过对《两地书》的阅读，我们知道此时鲁迅与许广平渐渐朝着爱情的道路上发展。王得后认为1925年的6月25日是两个人定情的日子。在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发表在鲁迅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的散文《同行者》，我们可以了解许鲁的感情日渐成熟，恋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相互劝勉是情理之中的事。这距《腊叶》的 写作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鲁迅的人生情感在日后的创作中难免会有所流露，鲁迅用斑斓的病叶，象征自己饱经风霜而病弱的生命，通过病叶的变化，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同志和亲人劝告他保重身体的盛情谢绝之意。《颓败线的颤动》作品里所传达的思想也有鲁迅人生情感的缩影，在《野草》创作之前，鲁迅经历了兄弟失和、被逐出家门、青年的利用等一系列的事件。通过对鲁迅早年的人生经历的了解可知，鲁迅是封建家庭中的长子，常言长兄如父,鲁迅为此担起周家的重担。周作人在日本生活、读书、结婚等费用都由鲁迅一个人承担，鲁迅对羽太信子家生活费用的接济，对羽太重九的三次来中国都有专款帮助。但1923年7月初，周作人、羽太信子就把鲁迅赶出了家门。1924年9月21日鲁迅在《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里提到了“宴之敖者手记”一词，据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先生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子逐出来的”其实鲁迅就是《颓败线的颤动》里那位母亲的影子。鲁迅对周作人生病时细心的照顾，对羽太家的接济，都是那位母亲含辛茹苦的投影。周作人和羽太信子是夫妻，文章里也是塑造的一对夫妻忘恩负义。青年对鲁迅的伤害可否看作文章中那小孩子的化身？在《颓败线的颤动》写作半个月之前，鲁迅对许广平信中说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防，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的好看点，就是“互助”……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有时候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4」P69”还有“我为了别人，牺牲已可谓不少，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只觉得他们对于我凡可以使役时边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将来可以攻击时便自然竭力攻击「4」p180”。鲁迅给高长虹、向培良、尚钺等青年校稿吐了血，可见鲁迅对青年付出的可多，但后来他们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所有这些人生经历都会对作者的人生情感产生影响，那作者也会在创作中有所反映。《风筝》也是鲁迅借用了部分事实，虚构了一些事实写成的。周作人说过“作者愿意重在自己谴责，而这些撕毁风筝等事实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作出来的，虽然松寿喜爱风筝，而他不爱风筝也是事实「5」”“松寿”指的是周建人，“他”指的是“鲁迅”。可见作者的人生情感的经历也是作者创作文学作品的一种参照。

   另一方面鲁迅在人生情感方面也善于自我的解剖，《影的告别》、《过客》、《死火》、《墓碣文》等作品就反映了鲁迅善于自我解剖的人生情感。《影的告别》就是作者要除去自己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的一篇形象的自白。在该文写作前，李秉中想拜访鲁迅先生，但鲁迅先生还未答应。就在《影的告别》写作的那天晚上，1924年9月24日鲁迅给李秉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到：“我想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吧，这大约你未曾觉得，就是这个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了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6」”。鲁迅在该文中说“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己，则是黑暗和虚空而己。”鲁迅希望“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这种思想境界，就是鲁迅一再说明的“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梦的青年”。“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4」P61”。鲁迅知道自己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极度憎恶，想除去而不能，所以鲁迅想“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独自与黑暗抗战。《过客》里一个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目光阴沉、黑须、乱发……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的过客。其实“这个过客正是鲁迅，是鲁迅本人的伟大个性主义精神，是他的博大人格的一个光芒四射的象征「7」”，这和鲁迅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中间物”的概念暗合，重要的是要走。《死火》中的一些思想在1919年写的《火的冰》中初步形成，到写作该文总是与当时的心情有关有所寄托的。“死火”是自况，至于“我”，我认为是许广平，意谓作者那冻结多年的对爱情渴求的意念，在许广平热烈、真纯的爱心的温暖下开始复苏「8」。的许广平豪爽、刚决的个性和嫉恶如仇、敢于献身的精神与“死火”的品质十分吻合。《墓碣文》包含了鲁迅对自己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自我解剖的总结，也体现了同个性主义等旧思想、情绪努力决裂的心情「9」。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墓碣文》中青蛇“自啮”与这些自述一样，是写自己内心斗争的。鲁迅这时期的思想主要是“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此消彼长，文中“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可以理解鲁迅对“惟黑暗和虚无”思想的决裂和反抗。以上这些都是作者对自己情感经历和思想情感的解剖过程中对《野草》的创作产生的影响。

2.文化现象是作者人生经历中对社会上种种社会事件和社会感受的一部分 ，作者在文化现象里寄寓了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生活和文化的思考，作者也把这种思考渗透到《野草》的创作中。《立论》里所反映的“哈哈论”，是鲁迅在现实生活中直接印象的契机下和长期斗争生活中的观察和思考下形成的。1924年暑假，西北大学邀请北平各大学教授和名报记者前往西安讲学，鲁迅应邀前行，同行者还有王桐龄、李济之、孙伏园、胡小石、王小隐。王小隐是作为京报记者的代表。“据鲁迅先生回来时的形容，王小隐那次穿的是双梁鞋—即鞋面前头有两条鼻梁，当时北京官场中人及遗老多穿此种鞋……一见人面，总是先拱手，然后便是哈哈，无论你讲的是好是坏，美或丑，是或非，王君是绝不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总是哈哈大笑混过去。鲁迅先生说：“我想不到，世上竟有人以哈哈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在无人之境，于是才写了那篇《立论》「10」”。《立论》的创作契机是由王小隐人物的行为引发的，但并不是特指讽刺某一个人，而是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思考和讽刺。《我的失恋》诚然如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说的那样：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鲁迅在这首诙谐的“拟古新打油诗”里寄寓着对当时社会现象的针砭。诗中四样送恋人的礼物，却暗含了鲁迅自己的情趣和爱好，如许寿裳所说“这诗挖苦当时那些‘阿唷，我活不了罗，失了主宰了’之类失恋诗盛行……阅读者多以为信口胡诌，觉得有趣而已，殊不知猫头鹰笨是他自己所钟爱的，冰糖壶卢是爱吃的，发汗药是常用的，赤练蛇也是爱看的，还是一本正经，没有什么做作「11」”。于《我的失恋》写作四个月前，沈雁冰在一篇杂感中批评青年各种思想状况，就不满于当时“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那里做‘画饼充饥的恋爱诗’的现象「12」”。其实鲁迅也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当时社会文化现象的思索的促使下创作了《我的失恋》。《复仇》也是鲁迅对当时社会上看客之多、之麻木的社会现象的反思。对于麻木无聊的看客，鲁迅有过切身的感受。在日本留学期间，幻灯片事件对鲁迅的刺激很大。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那些“喝彩的人们”观看阿  Q游街示众枪毙时的情景。看客形象已在鲁迅思想中久久酝酿。《复仇》就是鲁迅对“戏剧看客”麻木精神的深刻认识于爱憎。《复仇（其二）》更是鲁迅对当时社会斗争中牺牲的先觉者被冷落的社会现象的深深思索。文中所反映的“耶稣与钉杀“人之子”的庸众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现象，在鲁迅的人生经历中也能找到思想的原形。鲁迅在《药》里对人血馒头的事件的思考，著名的“散胙”论的阐释，鲁迅对于牺牲者的不幸说过“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牺牲者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鲁迅在这种社会现象盛行下，难免不会对《复仇（其二）》的创作产生思想上的参考。《求乞者》的创作在鲁迅的人生经历中也有迹可寻，鲁迅在小时候由于祖父案件的牵累，成为'“乞食者”。寄人篱下的感觉对鲁迅对“求乞”现象就有一种本能的思考。中年时鲁迅对于当时社会上资产阶级的“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的思考。同时对自身虚无思想的反思，日本鲁迅研究者小田岳父夫就说“在他的散文诗里，有一篇《求乞者》，这颇能表现当时灰色的心境「13」”，“灰色的心境”指的就是文中的 “虚无”思想，于是就有了《求乞者》的思想雏形。《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鲁迅笔下的这三种不同的人物，概括了现实生活中三种不同的类型「9」”，鲁迅通过这三种人物的描述表达了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爱憎。鲁迅在《野草》英文本序说“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以上这些都是作者对社会上的文化现象的思考，并能在《野草》的创作中找到作者的思想投影。

3.社会现实是作者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作者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野草》的创作中鲁迅寄托了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冯雪峰在与鲁迅谈及《野草》创作时的艰难处境是说“有时在回顾这些作品之后，自己（鲁迅）解释说：“文字，总是环境的产物”……（鲁迅）感慨的说“那时候的北京（指写《野草》等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的北京）也实在黑暗得可以「14」”，鲁迅所说的“环境”其实就是社会现实和社会生活。可见作者经历的社会现实对《野草》的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创作的源泉和土壤。“《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从这一年春天开始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除杨荫榆校长的革命风潮，到这时候即经历数月。鲁迅成为进步学生同反对军阀政府斗争的支持者和指导者。文中“慈善家、长者、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这些都是“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和各军阀政客真是嘴脸的写照。鲁迅的《华盖集》以及《华盖集续编》大部分都是同“正人君子”和军阀政客作战的记录，也是《这样的战士》里所反映问题的缩影。在该文写作前，周作人、林语堂倡导“费厄泼赖”，其主张是追求平和宽容和与资产阶级军阀政客妥协 。“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海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鲁迅这种反对纵恶宽容，主张嫉恶如仇的思想，是用投枪向黑暗势力作“彻底的韧性的战斗”。投枪者是鲁迅自我的一种写照。“在《野草》中，几乎每一篇都是当时实际社会的折光，《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就明显系是“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的战斗记录，当时鲁迅曾面对面地同杨荫榆、章世钊以及现代评论派的斗争「15」”。《淡淡的血痕中》的副标题：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其中的“死者”就应该是“女师大风潮 ”中刘和珍、杨德群等的代称。对于青年在这次惨遭枪杀，鲁迅在当天《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写到“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还有《纪念刘和珍君》都是表达鲁迅对这一惨案强烈愤怒的思想感情。在淡淡的血痕中，鲁迅处在当时国民党通缉的五十的名单之列，1926年4月初到5月末鲁迅先后在莽原社、法国医院、德国医院过着辗转颠沛的避难生活。虽然如此，鲁迅却借“造物主和庸人的胆小怯弱”传达了对统治者极为强烈的抗议和愤怒。“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一觉》里描写的社会战争场面就是当时社会现实战争的写照。其中《一觉》中所说的与青年的关系指的就是鲁迅与李霁野的关系。“三·一八惨案”使鲁迅“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青年的觉醒引起鲁迅内心欣然的“惊觉”。青年粗暴的灵魂给了鲁迅希望和力量，使鲁迅更执着与在黑暗的人间社会生活和战斗。

《失掉的好地狱》是鲁迅对社会现实政治斗争清醒的的洞察和卓越的预见，“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雄辩和辣手，而那些海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这里所说的“废弛的地狱“当然是指北洋军阀统治下衰败不堪的中国。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则是指当时还未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要人政客。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汪精卫争权夺利弄的社会混乱、残败不堪。1925年4月24日，鲁迅在《集外集·杂语》中写到“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前者就是“《野草》英译本序”中暗指的国民党的“英雄们”，后者是指曾与“英雄们”争夺地狱统治权的其他反动势力。这样鲁迅就把社会现实中事件很曲折的《失掉的好地狱》里得到展现。《野草》中的第一篇散文诗《秋夜》，是可以反映1924鲁迅眼中所看到的现实特点的，鲁迅把在自己后院中所看到的一个秋夜的景物拟人化似的写了出来，同时，也写出来了自己看见这些景物的感触，总的说来，那萧索肃杀的秋意，是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合拍的「16」”。“《雪》中所描写的“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空下”的“孤独的雪”都实际上写出了当时时代氛围和环境特征「17」”。写于1927年4月26日的《题辞》“是鲁迅对自我心灵和全部人生道路的整体性的“总结”显现的是鲁迅对自我人生和自我生命形态的一种整体性态度和评价「18」”，更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很曲折的流露。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四·一五”清晨，反动派逮捕了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鲁迅所熟悉的毕磊也在其中，鲁迅多次出席各系主任会议，设法营救无效。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鲁迅对社会现实的抗议在《题辞》中有所反映“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社会现实如此黑暗下，一个革命者无法发表自己内心愤怒的感情，在无言的沉默中，回顾过去呕血战斗的生活，会感到一种欣慰和满意。想想现在目不忍赌的惨象，也会有一肚子的仇恨和怒火，总之有一种充实的感觉。“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这“地面”指的就是黑暗的社会现实，“地火”是鲁迅对韧性精神的呼唤。1927年1月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会上说过“有了旧的灭亡，才有新的发生，旧的思想灭亡，即是新的思想萌芽了”，“这正是他渴望“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的意思”，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考，这些都在《野草》的创作中得到完美含蓄的表达，离开社会现实谈《野草》就很难把握作者创作的宗旨。

注释：

「1」王兵 《论<野草>人生哲学的突破与超越》，《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2」孙伏园 《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9年版。

「3」许广平 《欣慰的纪念》，第56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4」鲁迅 许广平 《两地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5」《鲁迅回忆录》中册，第855页，北京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

「6」《鲁迅全集》12卷，第4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1月1版。

「7」任广田 《论<野草>的思想》，《鲁迅研究月刊》， 1993年第5期。

「8」又央 《<野草>：一个特殊序列》《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5期。

［9」孙玉石 《＜野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１月第１版。

「10」荆有麟　《鲁迅回忆》，第１０２页，上海杂志公司，1947年４月复兴一版。

「11」许寿裳 《我所认识的鲁迅》，第１１１页。

「12」玄珠 《杂感》载1924年6月2日《文学》周报第104期 。

「13」夜析编译 《鲁迅先生的一生》，艺光出版社，1946年版。

「14」冯雪峰 《回忆鲁迅》，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15」李继凯 《民族魂与中国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

「16」吴小美 《论鲁迅<野草>的思想》，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17」王瑶 《论鲁迅的<野草>》，北京大学学报 ，1961年第5期。

「18」李玉明 《鲁迅<野草>重释》，《鲁迅研究月刊》，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