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礼在中国人生活中绵延了数千年之久，可谓源远流长，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礼指礼仪风俗，在以德治国的古代，它上可成为礼法制度治国理政，这时的礼作为立国之本，关系到全天下的长治久安，下可成为风俗观念教化百姓，这时的礼是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正如《礼记》所说“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悠久的礼教在中国人长期的文化实践中被中国人约定俗成为“礼尚往来”。礼尚往来言近旨远，内涵丰富，涉及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大到国家之间的朝拜觐见，小到黎民百姓的日常交往。但在久远的社会文化实践过程中，其旨趣逐渐指向民间的礼物交换。本文论述的礼尚往来，更多的是指向后者。
“礼尚往来”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和中国人价值观的体现，不仅是传统的，更是现代的，在新时代中仍然具有历史逻辑性，并发挥着必需的作用。礼尚往来的历史逻辑性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首先，在现实中，很多社会关系只有经过礼尚往来才能达成并实现其合法性，从而被人们认可。如各种人生仪式，送出去的是物，换回来的是社会认可。礼尚往来让人们通过物与他人建立彼此之间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看，礼尚往来是一个象征性的过程。在诸如亲属关系、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家族关系、婚姻关系等所有社会关系的确认中，都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过程，只有经过这个文化象征性的过程，人的社会关系才能达成，才能获得社会角色和社会身份。从本质上来讲，礼尚往来已经远远超出仅有的物质交换的意义，更多的是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它所具有的这种社会价值和文化象征性，是消除个人与社会对立，让个人融入社会，从而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有效机制。
其次，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礼物交换讲究给予、接受与回报，接受的同时必须确保给予、回报，所以这是一种强制性、义务性的社会交换，但这种回报不是依靠外在的强制力量实现，而是紧靠约定俗成的内在道德自律性和诚实守信实施，这又体现了一种社会契约精神，礼物靠着这种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在社会中无休止地流转，像一根线无形地将人们串联成一张网络，这张网络保障了其中所有人的社会生活、生产和谐有序进行。所以礼尚往来遵循了义务-互惠-强制的道德逻辑和契约原则，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逻辑和契约原则是义务观念、互惠准则和支配力量的综合体，从这个角度，礼物交换构成了一种将经济、义务与伦理很好融合在一起的社会模式和社会制度，建构了紧密的社会关系纽带，并使社会在这种“给予、接受和回报”中进步。
最后，礼物作为感情的载体，承载了丰富的精神象征和情感表达，与新时代中的非人格化的商品交换迥然相异，即礼尚往来体现了人们对仁爱和合的感情追求。人们往往通过礼物传达情意建立良好社会关系，即礼物交换为我们建构了“社会的一方人性基石”，而人性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团结的首要前提。同时，礼物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声誉，这种“基于荣誉原则而产生相互义务感”能“将所有人整合、混融在一起，彼此难以分离”。在重视人伦秩序的中国社会，礼物交换的过程还体现了对人伦关系的尊崇、确认和隶属，这是建立和合仁爱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秩序的形成并非单凭理性就可以成就，人们是通过情感性与道德性的礼物交换建立起人、物、人之间的混融关系，进而构成有机整体”，所以，礼尚往来是一种必要且良好的社会关系整合方式，可以从德性自觉方面为社会风尚的道德原则、内在理念的培育提供助力，帮助引领正确的新时代社会风尚，从而引导正确的人情消费。
总之，在新时代“礼尚往来”仍然是符合中国人人际交往的合情合理的方式，作为中国人的人生观、处事方式、处事原则，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实践活动的道德法则，是个人融入社会，承担社会角色的方式和准则，也是完成社会担当，缔结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礼尚往来不但会继续存在，还可能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人情关系，在建构新时代人情关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