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件背离了中国社会的人伦原则
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人伦原则，人伦是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支撑，它塑造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特征，即人伦差序格局，这个格局以血缘为基础，按照人伦关系的远近向外层级递推。中国社会关系的建构、维护、扩大便是这种血缘伦理模式的外推拓展。这让中国社会关系具备浓厚的人伦色彩，并以人伦关系的远近表现出社会关系的差异。人伦社会的重要特点就是礼治，即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用来维护社会秩序，也是确立和发展良好社会关系的有效途径。而“礼”的最通俗表达就是礼尚往来，所以从中国人伦社会这个角度分析，礼尚往来是中国人建立人际关系的必要方式，文件规定对中国人伦原则的背离，根本上是对礼尚往来这一方式的背离。
人伦社会是以伦理作为实现社会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即中国人的社会认同带有强烈厚重的血缘伦理色彩，任何人都要服从并按照血缘的差异确认自身在社会中的伦理位置。对社会中这个伦理位置的合理认知，能够实现恰当的社会认同，裨益于个人社会关系的建构和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维护、稳定，能够使人生获得丰富的意义和帮助。相反，对这个伦理位置的无视、越位、错位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缺失、断裂或者混乱。
文件提到的那些场合尤其是诞生礼、婚礼和祝寿礼是中国人确认和展示人伦关系的重要时机，体现了中国人的伦理诉求，所以对它们的否定尤其对复婚、再婚酒席的禁止会导致社会伦理认同的缺失、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湮没等严重后果。对国家公职人员参加酒席的亲戚范围的严格限定，也大大地破坏了他们的伦理基础，使他们背离人伦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处事原则，容易导致单一身份认同，即用“单一而又涵盖一切的标准”将人加以分类，这让原本具有多重社会认同的人仅认同为“国家公职人员”这一种身份，而且这个唯一的身份还会成为支配性的身份。这会影响国家公职人员正当的伦理诉求和人伦关系的确立，乃至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维护，极易将他们推向家族、亲人、社会的对立面，尤其在当下反腐的语境中，加之媒体宣传的快捷，他们极容易沦为“贪官”、“污吏”等不良形象的集合体，被当成公众怒气、怨气的替罪羊，成为众矢之的，使他们失去一切救济渠道和同情心、亲情乡情，成为生活在社会孤岛中的人群，最终也会破坏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稳定性。
（二）文件违背了中国的人情社会
中国社会的伦理原则决定中国社会是个人情社会，文件还违背了这一社会状况，与中国人讲人情、爱面子的文化传统也极其不符。
何谓“人情”？《礼记·礼运》这样表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又有：“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人情的含义最初是指人的情感和人之常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的内涵被拓展成人心、世情或者情面、情谊，乃至成了人际互动的主要方式[]7，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和规范。在中国，人情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核心和本质[]8。
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由于人情消费的预期性，实现了消费的时期错配，甚至可以替代部分融资手段，兼具互助性质。而且中国人的人情消费坚持平衡性原则，人们预期得到同等回报，即人们主动慷慨的负债可能会得到未来的某种同等的资产。比如，A家庭相对经济窘迫，家里女儿出嫁，邻居B购置被面作为礼物相赠；及至B家庭老人生病，A家庭拿出家里的鸡蛋（很可能是多余用不到的）相送作为回报，这就是典型的交换行为。通过这种交换，A家庭女儿嫁妆得到缓解（得到了被面），B家庭营养品得到解决（得到了鸡蛋），这就实现了资产与负债的更为合理的交换和配置。所以，从价值交换角度来看，中国人的人情消费作为价值对等的相互馈赠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消费行为和方式，即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交换消费，这是一种很好的民间互助互惠形式，可以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其次，人情消费是“超越了实用性的礼物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是超越了经济意义上的等价交换的“文化意义上的交换”，通过这种交换可以获得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资本形式，是指为了实现工具性或者情感性的目的，通过社会网络来动员的资源或者能力的总和，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人们通过人情消费，可以囤积个体社会资本，这进一步降低了个体生产和生活中的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以农村为例，由于人情消费的存在和延伸，乡村之间劳动力的雇佣中就会降低大量的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另外，人情消费遵循义务-互惠-强制这一道德逻辑和契约原则，这种强制产生一种“基于道德的义务感”，正是这种“义务感”将人们“整合”、“混融”起来，形成“彼此难以分离”的密切关系，这正是建构信任和诚实守信的过程。
最后，中国人很讲究“面子”，面子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受重视和礼遇的程度，即声望、荣誉、归属等，面子的获得能彰显个人能力，从而让自信心和自尊心获得更大满足，更有赢得他人信任和尊重后的可能利益获得。所以，获得面子是中国人热衷人情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讲，大摆酒席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私利（经济利益），而是害怕受到轻视、失去声誉或者某种身份。而文件规定的那几个场合恰是中国人获得面子、展示面子的最佳时机。
总之，中国人通过人情消费互通有无，获得社会声望、荣誉和面子。很多人为了获得面子而采取大操大办的方式当然需要引导，但文件对人情消费的全盘否定，完全忽视了人们正当的人情诉求，既阻碍了资源合理流动，提高了个人生活成本，又割断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妨碍了个人荣誉、声望、面子的展现和获得，造成社会人情淡漠。尤其是打破了人情往来中的平衡性原则，以A为例，如果A是国家公职人员，如今宴席受到限制或取消，之前跟A有人情来往的朋友无法得到相应回馈，或A的宴席标准降低，那么A的正常人际互动的平衡将被打破，A就会因此成为其亲朋圈里另类的人，会被人冠以自私、小气、爱沾小便宜的称号，导致一部分亲朋永远不会来往，甚至因此结下嫌隙，因此，A与亲朋的关系会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