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有资料所知，嘉善的经济改革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仿自海盐县：
承下问及示号票，良工苦心，利赖匪尠。但小民之望均甲殷于望岁，有不容不为加意者，缘贫富悬殊，丁产迥别，而编役丁了无差等，富者藉羡而日赢，贫者忸积而日缩。势且到骨，不可复派。海盐自蔡令行此例，垂二十年上下帖然。吾邑往岁亦尝议均，而以免数太拘，士夫不免有言。今第仿盐官例而行，当必有欣然响应者。半月之劳，十年之利，惟台下留意焉。
改革迅速得到了生员的响应：“敝邑谢侯新刃发硎，动中窾解，而编里石画特出心裁，诚百年所希遘，可为万世法程者。生等佥谋勒石，而诹诸生、偕父老以闻于上。”公启中的诸生“郭某”、“戈某”、“顾某”和海盐县陈允武、李绹、沈爱泾三人一样，属地方中小土地所有者。滨岛敦俊认为他们是粮长级别中小地主，并持论：“均田均役是先由包括生员在内的不持特权的中小地主阶层来推进的。……这些中小地主由于乡绅免役田土的增加，结果过重的徭役负担都集中于该阶层，这一点在生员阶层中是一种普遍现象。纠正里甲间的不均衡，要求限制优免，乃是他们自身阶层厉害的根本所在。”然而改革得以进行，单靠生员的力量是不够的。嘉善学谕为防止民乱，极力约束生员，便导致政府与生员间矛盾激化。在此情形下，浙江右布政使范涞通过处分学谕才使改革得以进行。生员亦同样付出了代价，以顾某为代表的诸生被剥夺了生员资格。范涞，号晞阳。早在江西驿传副使任上，范涞便参劾淮阳御史龚云致“枉道回家，骚择驿递”，表达其对乡绅滥用特权的不满“士绅得夫得马，非是国恩，又复折干，此何说也？徒知为家庭、饱奴仆，不复为朝廷体赤子”。
支大伦生于嘉善，留心乡梓，希望乡绅能够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样持此想法的，还有乡居官僚的突出代表丁宾。他们是官绅的双重代表，双重身份使他们在县政互动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遥控”地方权力的运作。这里以丁宾为例来考察乡绅的态度。丁宾在与谢应祥信中也提到“均田均役”：“均甲、均役种种善政，通邑沾被，洪慈固足垂为世法矣。”证明万历二十九年的改革得以顺利施行。嘉兴府的徭役问题主要体现在白粮北运、南粮、漕兑三个方面。江南实行一条鞭法后，南北运里甲人役的编佥，解运役目的分配，以及徭役人员的规范等问题还在不断地探索和整顿。万历三十五年，时任光禄寺丞的徐必达上疏题请解决北运白粮问题：“合将浙江监兑公费，酌量定数于凡有漕粮县分，通融均派于条鞭内起征，其原额水脚尽给解户。”丁宾表示支持，并为未能落实感到惋惜：“顷白粮民运一事，赖嘉疏条陈甚悉，业已奉旨允行各地方。乃近闻县官扣除如故，痛乎！习俗之移人也。”在南粮徭役上，他同样主张减轻中下层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运头南北糙白京粮、一二三仓饷米，极为烦苦”，应行存厫法，成为地方存留粮米以减轻粮长的负担。在北运解头和粮长运粮时的押单皂隶上，由百姓直接参与，以减少中间环节杂费和胥吏科索。以田粮为基准通融合并徭役，地丁合一，一概征银，这是一条鞭法主要精神的延续，也是摊丁入亩的先声。从丁宾的态度可推测，谢应详的均甲应与海盐类似：“佥审里长，以田多者为役头，田少者为甲首，先期刊发议单，令该里区甲人户公议，照田认役，独充、朋充、串充，明注单内，临审的确，即准佥充。”但在人役的编佥上，他却坚持里甲旧制：
敝省俱以十排年轮当粮长，粮长即是里长，即是办粮。故粮长之外，不必另差里长，不必另差办粮。所谓十年而一差，一当而九空，盖祖宗安养生民之美意。若革除里长，革除办粮，而又于通县田粮内科派夫银以补益之，则不通之论也。
丁宾支持照田派役，但里甲排年的制度则不能变，只是由均户之里变为均田之里。畸轻畸重的役困问题可以采取轻重贴役的方式，“细核一邑现在役色，谁最重，谁最轻，谁次重，谁次轻，役诸轻者贴诸重者” 。百姓按地亩排年甲首，将他们固着在土地上，政府再通过严令打击诡寄等现象，这与支大伦希望“贴役太浮，粮额愈重，尤望少裁”以减轻绅民负担目的一致。按照丁宾的说法，是使“贫富不混，劳逸适均”。
在乡绅看来，改革的贯彻需依赖政府的强令。如万历三十九徐仪世改革：“万历辛亥，值大造，宜兴徐侯初莅任，治甚严明。绅袍田不满免额者，皆不敢受寄。闻其时，除优免外，官图充里长者，仅百名矣，盖民四而官一。”而对官民图以及优免额却不重视，甚至认为均甲也是“非法”之举，如魏大中认为：“盖井田之盛已难再覩，而此法实近古限民名田之意。如云一人充数里之非法，则夫数人攒一里者之亦非法也，此皆所以通其法之穷，而不令偏累者也。若富民止充一里，而田且渐增，则贫民田且渐减，而仍充一里。富者虞其日削，贫者不虞其立尽乎？”因此重申十年里甲排年势在必行，“独十年共事，乐附亲知。里甲催征,艰于窎远，则人地便宜，听民自择，而稍从中量赢缩断决之。……夫民之所以苦于充里者，以役未均也，若就概县之役，而均调剂之，使皆有利而无害，则充里适以趋利”。
万历二十九年到崇祯四年（1631）之间的改革具有突破性，但并不深入。首先，从谢应祥开始，照田均里役原则在官绅中基本达成共识。田多者役重，田少者役轻，对于改善中下层百姓的徭役负担确实是有利的。然受寄、花分等现象无法规避，改革也就渐趋松弛。正如陈龙正所言，从万历三十九年到崇祯四年，二十年过去了：“今册渐及七百名，是民二而官一，此皆明许受寄之浸淫也。官图之中，客宦居三之一，盖邑绅所不肯寄，则奸富之民，又诡托客宦名下，以故民图益少。”官图的免额一直无法确定，均役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从魏大中的态度可以看出，乡绅们大都认为“均田均役”与限制兼并性质略同，说明他们的本意只是在限制不法现象。按田粮均平里甲算是十段法的变种，也只是继承旧法，并非真正的均田均役。从陈龙正的改革条议亦可看出，到崇祯四年，他还在为官民图均派徭役奔走，“官图民图均派承役，此不肖夙心。继格于众，乃更议悉承空役，今已备刻成书。此之足据，踰于继议矣”。说明百姓并不满足于现阶段的改革，乡绅也认为还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