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佐米亚”这个概念的认识更多的是从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获得的，而不是从这个概念最初提出者那里。虽然其他学者都注意到了“佐米亚”的边缘性与远离各主要文明体的特征，但斯科特是第一个（比较深入地--笔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审视“佐米亚”这个奇特的人类社会生存空间的。这个独特的视角就是“国家效应”。在他之前的研究者更多的是把“佐米亚”作为一个反思区域研究的托词，对“佐米亚”所指涉的区域、人群及其命运并不太感兴趣，而且他们的研究描述性的居多，分析性的较少。
斯科特借用了威廉姆·范·申德尔提出的“佐米亚”概念。不过斯科特的“佐米亚”并没有把申德尔提到的西藏与布丹以西的喜马拉雅地区包括在内，却把前者省略的中国东南部、泰缅边境一带包括进来，并且赋予它不同的含义。他把这个概念所指涉的东南亚高地社会空间当作一个逃避国家统治的空间，把高地族群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组织原则及其过程视为一种“政治性的选择”，一种逃避统治的艺术。所以，斯科特首先把他研究的空间分成“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佐米亚”就是他所谓的典型的“非国家空间”，也就是国家控制力无法到达或国家无法维持对其统治的地方，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这样的。在斯科特看来，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最大无国家空间之一就是被称作“佐米亚”的东南亚山地的巨大高地，它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和中国、印度、孟加拉、缅甸等国的边疆地区，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欧洲大小，仅少数民族人口就有800万到1000万，有数以百计的族群，至少有5种语系，跨越8个民族国家，海拔从200或300米到4000米不等，位于各国的边疆，远离它所穿越过的国家主要人口中心。斯科特把“佐米亚”限定在从印度东北部的那伽（Naga）和米佐（Mizo）山区及孟加拉吉大港山区（Chittagong Hill Tracts）一直向东延伸的山地。斯科特的“佐米亚”概念所指涉的区域包括了威廉姆·范·申德尔的最初发现这个概念的山区，与让·米肖所说的“东南亚高地”（Southeast Asia Massif）一致，只不过米肖把马来世界的高地排除在“佐米亚”外。
对于斯科特来说，“佐米亚”并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因为它不具备作为一个区域研究所需要的“共同的文化特征”。 使它成为一个区域的标准与其说是它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还不如说是这个地区所具有的共同历史记忆与联系；不同于传统的区域研究标准，这个区域的异质性而不是同质性使其成为一个人们共同关注的社会空间，从而也就成为一个全新的反思区域研究的学术空间。“佐米亚”区域或东南亚高地与低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形成了高地与低地（或山地与谷地）具有极大差异性的生态区位（Niche）,生活于其间的人类群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信仰体系。但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并不是相互孤立地存在着，相反，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和共存的关系，表面上对立，实际上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斯科特正是从这种关系找到了立论的突破口，并且认为这是理解东南亚国家历史变迁最基础的出发点；如果不能充分地理解“佐米亚”在谷地国家的形成与消亡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谷地国家。这样一来，高地就成了“无国家空间”的表征，而低地则成了“国家空间”的代表。低地的国家空间总是试图扩大或牢固对高地无国家空间的控制，并将其纳入到国家空间当中来，并对施行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国家职能；而非国家空间的高地社会在过去总是表现出一种拒绝或抗拒“国家效应”的倾向。于是，“无国家空间”与“国家空间”这一对双生子，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他所谓的“国家效应”（state effect）的理论。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群体是生活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之下的，没有国家结构的生存是普遍状况。定居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群体分成了定居群体和游动群体，前者生活在农业国家的统治之下，而后者则游弋于农业国家的边缘地带，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两者之间也发生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生活在平原地区和低地河谷地区的人类群体构成了以谷物生产为基础的定居农业，成为了国家直接控制的空间和进行管理的对象。这些空间自然也就构成了国家空间。国家总是通过各种办法把自己的影响力或统治投送到生活在定居农业区边缘地区的人类群体当中去，当由于国家需要定居农业生产的支撑，它的影响力一旦超出低地河谷或平原地区就无法维持，于是那些国家力量及影响力所无法达到或维持的地方就构成了“无国家的空间”。这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无国家空间”在斯科特看来是在低地国家试图通过使游动的人群定居下来并把他们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过程中不愿被统治而逃逸出去的人群组成的，是“国家效应”导致的结果。斯科特所指的国家有古典国家、殖民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等几种。
“国家效应”的视角区别于传统视角之处在于，它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研究范式中之原始与现代、野蛮与文明、先进与落后的视角来审视高地社会与文化。按以往的传统，高地社会的人类群体往往被理解成是“原始社会的化石”，是低地社会人类群体的祖先，是文明社会过去文化传统的遗存，即便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现代社会，也是跨越了诸多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到当下文明社会中来的。把低地社会的人类生存模式当做一种参照，山地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只要不同于这个参照系就是原始的、落后的、野蛮的，因而也是不文明的。“国家效应”的视角与之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它认为，正是因为低地社会的原因，造成了高地社会诸多文化现象。无论在古典国家、殖民国家，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总是通过控制土地与人来实现其存在与延续，而在过去，国家的产生总是在谷物积累与人口集中为基础的。对人群加以控制、管理，对他们的生产进行调拨，并进行征税。正是这样的国家作用（state effect）使得低地社会的人类群体生活在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当中，相对集中的人群由于沉重的赋税负担、庄稼歉收、大规模的疾病、瘟疫、饥荒、战争等原因，为了逃避被统治的命运，选择离开国家的直接控制，进入到国家力量所无法到达或难以维持长期统治的“非国家空间”。斯科特认为，被称之为“佐米亚”的东南亚大陆巨大山区为逃避国家的人提供了避难所，将当代山民看作过去很长时期内的奴隶逃亡者（marronnage），也就是那些逃避谷地国家政权建设的人的后代可能会更合理；他们的农业实践、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的治理结构、他们的传说和他们的文化组织，都带着逃避国家或远离国家实践的痕迹。他似乎在向我们说明，“佐米亚”区域的人类群体不是什么早期社会的“化石”，而是“文明话语”霸权支配下的他者世界，不过，瘟疫、疾病、饥荒、旱涝等自然因素，似乎更多的是自然生态问题而不全完是社会历史范畴的国家效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