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门，总结过去15年立法建设的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立法要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立法不是写在纸上的一纸文件，也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它是基于现实社会、贴合人民群众、保障人民利益的一项良好的制度。其中地方立法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人民群众来自基层社会，基层、地方的法治建设是整个社会依法治理的基础。
1979年，彭真认为，将立法权完全的掌握在中央，“一切都是中央制定、颁布，并且定的很死，全国一刀切，那就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性狂，不是挂一漏万，就是主观主义，实践证明是不行的”。在这样现实的情况下，就要求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使地方在不违背宪法、法律的前提下，有自己的权利去处理自己的事务。必须向地方下放立法权，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1979年通过《地方组织法》创造性的提出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的权力。1982年《宪法》又进一步将地方立法权下放省会市和较大市。地方自己拥有地方立法权， 可以在把握宪法、法律方针不变的前提下，根据本地区的风俗人文特点，因地制宜的制定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细化的规定。此时期是我国地方立法逐步开始的时期，由于刚起步，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缺乏必要、充分的准备。在地方上，还存在一些政策大于法的现象，官场人情是处理案件常有的现象。也就是这一时期，公众在地方立法中开始萌芽。此时的公众主体多为一些各大学校的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立法的听证会、论证会等。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在之后的几年里，立法权逐渐下放到经济特区、民族自治区等，旧的立法模式逐渐失去了活力。因此，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使立法更加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鼓励公众参与立法。许多地方也纷纷开始对公众参与的途径进行创新。如1999年9月广东省举行了全国首个立法听证会。
《立法法》的进一步修改，使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在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保障，公民开始较普遍地参与到地方立法中来。立法机关通过各种途径向本辖区公众发布征集立法建议的公告，公开立法的相关信息，使公众的意见可以直接的反映到立法机关。同时，立法机关更加注重各学科的学者、专家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的普及化，立法机关开始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向社会征集意见。信息的公开化使公众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立法，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权力机关也会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与公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去了解民众最真实的想法和最迫切的需求，从而更好的完善地方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