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陕北的婚嫁流行小娶，就是年龄不大的时候便早早结婚成家，主人公杨作新是13岁时在家里父母的安排之下结婚的，即使这样，13岁这个年龄在当时来看，也不算是过早结婚的。这是杨作新的第一段婚姻，全凭父母之言，孝顺的杨作新起初也并没有进行过多的反抗，但对于妻子灯草也无丝毫的感情可言，而后接受了新式思维的杨作新，又遇到了喜欢的人，自是奋起反抗这场包办婚姻，这也就注定了这一段婚姻的失败，注定了灯草的悲剧。
（一）、对灯草的不满
灯草是杨作新的母亲杨干妈心中中意的人选，是杨干妈的娘家侄女，之所以选择灯草，是因为杨干妈看中灯草的本分、老成和勤快。即使在杨干大眼里灯草粗糙配不上自己家细皮嫩肉的儿子，但碍于妻子的固执也不敢有异议。在农村嫁娶来说，灯草这样的也算是上好的人选，样貌虽欠佳，但是只求本分以安稳度日。
可杨作新心里可是十分不满意这桩亲事，杨作新压根就没想过要结婚，他心高气盛，一心崇拜杜先生，想继续上学。同时，杨作新已经在杜先生的熏陶之下思维已经不同于他的父母了，当他听到父母给自己已经安排了亲事，第一反应便是同学们见了一定会笑话他，可见这时杨作新对于这门过早的婚事是有着羞耻感的。他后来之所以妥协，是眼见杜先生也是13岁时结的婚，而且只有他结婚了，父亲才会同意他去县城上学，更是因为那聘礼是将妹妹杨蛾子许配给别人家换回来的。孝顺的杨作新看到家人这样，自然也是不忍心继续顽固也只好妥协了。经过这些事，导致本就对这场婚事不满的杨作新连带着对未曾谋面的妻子灯草也心有芥蒂了。
自古以来，女性的地位便是不如男性的，在婚姻家庭当中也是如此，女性一直以来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在以礼制为精神支柱的古代社会，女子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但在灯草与杨作新的这段婚姻当中，灯草可能连传宗接代的工具都算不得吧，只是睡在同一个炕上的陌生人，婚后两年之久都无夫妻之实，可见杨作新打心眼里不喜欢灯草不满意这桩婚事。灯草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女性形象，没什么文化，以自己的男人为天，而杨作新是一个接受了新思维的知识分子形象，从精神上来说，就是不对等的。中国一直讲究门当户对，这个门当户对算是一种婚姻交换论，是当事人以及两个家庭之间的交换，杨作新和灯草二人都出身农村，在家世上算是门当户对，但由于精神上的巨大鸿沟，这种门当户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就如同路遥《人生》当中高加林与刘巧珍的感情一般，最终是会囿于精神层面的不对等而以悲剧收场。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杨作新遇到新女性形象的“密斯赵”时，果断给家里寄出了一封“休书”，断了与灯草的夫妻缘分。
杨作新对于灯草的感情，至多是怜悯。他怜悯这个农村姑娘，嫁给自己却过着守活寡的日子，杨作新的怜悯，实际上对旧社会传统封建思想禁锢中的妇女的怜悯，是对落后文化的一种悲叹。怜悯时忆起灯草笑的模样，又不免生出一丝嫌弃，对比“密斯赵”，觉得灯草粗俗，可见杨作新即使在与灯草有过夫妻生活之后，仍没有对灯草生出别样的情感，甚至是亲情都没有，不然也不会在得知灯草和自己的孩子没有落下之后，非但没有痛苦，反而觉得轻松了一些。一开始因为要上学不想结婚便连带着对灯草心生芥蒂，而后又因精神上的差距更是看不上灯草这个农村女子，更见杨作新打一开始就不满意这桩婚事，不满意这个结婚的对象——灯草。
（二）、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
杨作新是村里第一个读书人，他爱读书、上进、聪明，也受老师杜先生的影响很深，杨作新思维的养成与这位杜先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杜先生是一名共产党，在平日里对杨作新渗透共产主义的思想，而杨作新在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以后更是死心塌地要跟着杜先生干革命，在杨作新的眼里，共产党的那些主张，是真正为穷人的，也造就了杨作新愿为革命事业肝脑涂地的铁骨铮铮的英雄气魄。
杨作新受了新式思维的影响，在听到父母早早为自己张罗了婚事以后，表现出了震惊，头脑里第一个念头便是同学们会笑话他，毕竟他才13岁而已，小小年纪便结婚成家。况且杨作新不是村子里其他青年那样，他是进步的，他所处的圈子都是信奉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是反对封建旧制包办婚姻的，而先进如杨作新却妥协于包办婚姻了，自然是会受到同学们的嘲笑的，不说别人，他自己在心里也是难以接受的。就如同“密斯赵”所说，杨作新其实不是一个新潮的青年。虽然他的手里，老拿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可是，他在一边向别人讲着“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同时，却容忍自己家里，有个包办买卖婚姻的妻子。所以在“密斯赵”的猛烈攻势下，以及自己内心的羞耻的双重作用下，杨作新毅然结束了这段包办婚姻，去追求自由恋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