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奥在前两章分别以轻松、迷幻的基调铺垫了墨西哥未知的黑暗，仿若是站在远处向深渊眺望，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从第三章开始语言急剧冷峻化，作者首次把聚光灯投向了圣特莱莎的累累恶行，对深渊的恶魇发起无声的鞭挞。故事一开始，随着黑人记者法特的脚步读者再一次由外入内聚焦圣特莱莎。身负报道拳击赛的任务，法特开着夜车穿越沙漠赶赴圣特莱莎，旅途中他一度以为自己迷路了：
“在两个小时里，法特开车行驶在漆黑的公路上……他没看见任何光线，仿佛那天夜里居民已经死光，空气里还残留着血腥的气味。他辨认出月光剪出的山峰侧影，辨认出有时不动、有时移动的乌云；移动的乌云仿佛在阵风推动下向西而去，任性的阵风扬起车灯或者车灯造成的黑影，提供神奇的人性外衣，仿佛扬尘是跳到路旁的乞丐或者鬼魂。
从快餐店、廉价的汽车旅馆、空荡荡的拳击台到闲谈着最新谋杀案的酒吧，随着地点的变幻，镜头层层推进直至圣特莱莎黑暗的核心--针对女性的犯罪风潮。借助法特的眼睛读者亲临了女性被羞辱被操控的场景，侧面了解了墨西哥的生存状态：虽然圣特莱莎“应有尽有，工厂、加工厂很多,是墨西哥失业率最低的地方之一”，但仍不能改变“这堆位于一座被遗忘的坟墓和一座垃圾堆中间的臭狗屎”远不及底特律的事实。最后法特带着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踏上逃亡之路，留下读者在原地孑立，等待被深渊吞噬的命运。如果说墨西哥的恶在第三部分只是小试牛刀，那么第四部分对这可怖空间的刻画可谓是登峰造极。
扬·亨里克(Jan-Henrik)在《罪行(第四)部分的负面传记》中把圣特莱莎比作一个中转站(place of passage)，生活其中的居民，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和其他相关社会背景的人都是路过的旅客(passengers)。他们大多人来自墨西哥南部城市或者中美洲，有很多都是年轻的女性，她们在散落于这个城市及其郊区的跨国加工厂工作，其中一些人待一段时间后会继续前往美国。圣特蕾莎由此成为一个混乱的杂交城市，联接它的结点是模糊的、没有聚合性的。第一具尸体被“一个多年前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迁居到这里的黑人护工” 装进冰柜；伊莎贝尔谋杀案的主要嫌疑人“可能是中美洲人，危地马拉人或者萨尔瓦多人，是那些国家的老兵，移居美国前先不择手段地捞钱”；加布里埃拉·莫隆因为拒绝其未婚夫偷渡美国的要求而被他谋害，凶杀来自塔毛利帕斯的西山岗；安特莱奥·巴切克的尸体被一个可怜的萨尔瓦多人找到。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圣特蕾莎的众生大都有移民背景，他们不属于任何社会群体，没有集体归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脆弱的。也正因为此，很多受害人的身份都无法辨别：二月中旬发现的女尸“没有护照，没有记事本，没有任何可能证明她身份的东西。没有打火机”；五月发现的最后一具女尸被刊登到了三家城里报纸上，“但是，无人前来认领”；六月里死去的女子的“名字始终不为人知”；面对九月被谋杀的那个女子，大家“一律是不认识”。这些无名氏代表着在圣特莱莎这个非场所（Non-Places）里所有受诅咒的女性群体，她们缺乏身份意识，无法与文明搭建联系。尽管她们遭遇相同，但却不能和这片非场所创造情感纽带或是共同记忆，如前文所提，所有人都只是这座边境之城的过客罢了，相似却又孤独。面对移民潮、社会性贫困和地方性腐败等大环境的恶，女性的权益被肆意倾轧，沦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无人重视。
波拉尼奥在三百多页的篇幅中以冷酷严肃的法医口吻为读者讲述了一百多例谋杀案，让我们在哀叹受害者的不幸之余，不禁反思到底是什么力量牵引着墨西哥人走向不可避免的暴力和毁灭？当这群马林切的子孙以最随意的方式伤害最脆弱的生命时，是无畏催生了暴力还是怯懦滋养了犯罪？而什么又是真正“重要”的死亡呢？毕竟在这片被男性力量统领的土地上，死人是再常见不过的了：“有个小偷被人捅死了……还死了两个与贩毒分子有联系的家伙；还死了一个养狗人……人们吃吃喝喝最后斗殴而死，是由于狂欢致死，而不是死于时髦：是不会让大家害怕的死亡”。当无人恐惧死亡本身时，圣特莱莎的恶已深入骨髓，它在根源上就被死亡污染了，没有人能幸免于那来自深渊的冥迷蛊惑，没有人能获得救赎。臭名昭著的罪犯克劳斯·哈斯(阿琴波尔迪的外甥)曾在梦中挣扎：“他在那里无法后退，举起双臂，仿佛恳求苍天保佑（可天空黑乎乎的像深渊）”。除了被强奸、折磨和杀害的女人,没有人能逃离这开遍繁华绿洲的恶之花的毒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连施暴者也是受害者。
在揭露了圣特莱莎病入膏肓的恶后，小说最后一部分镜头暂时离开了墨西哥转移到了欧洲--1920年汉斯·雷特出生的德国。波拉尼奥以宁静平缓的教育小说形式(Bildungsroman)开头，介绍了汉斯罗曼蒂克式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随后纳粹兴起，二战爆发，汉斯应召入伍。在战场中他目睹了大规模的犯罪和毁灭性的破坏，此时的世界变得疯狂、激动、快节奏。经过这场残酷暴虐的成人礼洗礼，汉斯摇身变成作家阿琴波尔迪。他符合波拉尼奥对完美作家的所有定义：生活经历丰富，年纪轻轻开始写作，(语言)没有国籍，勇猛无畏，敢于在深渊崖边试探并感受现实的黑暗，能够把世界的支离破碎揉入创作……小说的最后，他接受了妹妹的请求，启程圣特莱莎去寻找唯一的外甥克劳斯：“很快，他就走出了公园。第二天去了墨西哥”。从圣特莱莎针对女性的谋杀到纳粹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再到二战面向全人类的杀戮，小说对恶的探讨可谓是逐层深化，而结尾墨西哥舞台的回归则在立意拓展升华中实现了文学空间最大程度的圆满(entelequia)。阿琴波尔迪是属于圣特莱莎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中幸存，注定要再接受墨西哥恶的磨练，这是他的归属，也是他立志履行的职责—-做一个深渊的凝视者。至此，小说五个部分的故事终于汇为一点，那些荒诞的，梦呓的，离奇的，亦真亦幻的空间也随之在时空里关上了大门。
小说从欧洲文学评论家们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渐进式的探险开始，剧情由单一线索演变为多重故事齐头并进，语言由简单的轻佻风格发展成复杂的多角度叙述，空间的边缘被逐渐淡化，故事的谜团随之一步步被解开。作为拥有上帝视角默然旁观的读者，我们虽然消除了关于情节人物的疑惑，但面对那折射着幽光的深渊和在漩涡中心受难的人们仍是因束手无策而难以释怀：这是怎样如星空一般盛大的空间！而其中的众生又怎样如蝼蚁一般卑微地生存？在圣特蕾莎城的隐喻中我们能看到全球化进程中对抗性力量的滋生。圣特蕾莎(华雷斯)一方面是开放的，这里资本自由流动，加工业茁壮成长；另一方面，它又是封闭的，迁徙大军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出路，满怀生的希望，试图冲破封锁的边境线：“北边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大片乏味的旷野，仿佛生命就到圣特莱莎就结束了，虽说人人充满了生活的愿望和信心”。有恶恣肆生长的地方定有希望出没，尽管这群受难者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他们面对的隐形隔离墙在未来的某天恐将落成可见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