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治理的核心要义就是政府、社会机构和公众多主体、多中心、多途径、多层面协同开展灾害风险防控、灾害应急响应、恢复重建等灾害处置工作，三者能否在社区层面协同以及协同的效率效果如何直接决定了灾害治理的最终成效。从社会生态和各地灾害治理实践看，灾害治理社会协同明显存在两个短板和两大难题。两个短板一是社区居民参与度低，参与意识弱；二是社区缺乏枢纽型的自发组织，或者虽有但发育不良。两大难题一是大部分救灾型社会组织“重救轻减”，活跃程度取决于灾害事件的频率，有灾时一拥而上激情澎湃，无灾时寂然无声，无所适从，游离于基层社区之外，与防灾减灾实际需求脱节；二是部分政府部门和干部对社会力量排斥，而相当一部分社会公众和社会力量又对政府不信任。从复杂系统理论、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和博弈论的视角看，社区是由个体居民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协同防灾减灾救灾是个体居民为了公共安全利益开展的博弈行为，社区系统的生成演化和居民的行为模式有规律可循，使用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来分析推演协同的范式，可以为灾害社会协同应对实践指明方向。
（一）重建和强化社区成员之间的连接。
参与灾害治理是社区居民的一种公益合作行为选项，这种行为的收益或效用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灾害损失，其特点是持续付出但往往没有实际可见的收益或可预期的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在社区居民互动较弱、“朋友圈”与社区分离、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情况下，个体的理性选择是让别人和政府去应对灾害，自己享受救灾服务而不用付出成本，社区群体博弈的结果就是都不参与。按博弈论的观点，要促成救灾协同（合作），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增加收益效用值，具体可以通过特定活动让社区居民从参与中获得安全感和愉悦感，同时通过对灾害破坏情景的描述和模拟体验增加危机感和紧迫感，进而增加居民对未来安全收益的预期；二是增加博弈次数，即创造机会让社区居民多次进行防减灾合作的判断和选择，重复博弈最终达成集体理性的纳什均衡，即最优结果是协同合作。两种办法有个共同前提，就是要设法增强居民之间面对面的直接联系和互动，线上线下结合，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一致的行为倾向。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熟人和友善邻里之间的博弈更易促成合作，如此就能形成人与人紧密连接的网络系统，社区的自组织功能才能“涌现”，应对灾害的适应性和韧性才有基础。
（二）对连接进行赋能。
社区居民的连接建立后，还须对连接进行赋能才能形成持久而稳固的连接模式。灾害治理所需要的连接不仅仅是普通的日常人际交往，而是应对灾害时的互助互促互惠行动，有个人利益得失考量，但利他成分多于利己，精神主导物质。赋能就是通过宣传、舆论、活动、沟通等方式赋予社区居民助人快乐、公益靠大家、自主自强等正能量价值观，形成主动防减灾的内驱力。根据协同学理论，以舆论宣传为手段的赋能对政府决策和个人判断具有重大影响力，是促进社区灾害协同治理格局形成的重要序参量。与其它公益行为不同，灾害治理是高度组织化的行动，需要参与者有较强的奉献精神、技能水平、道德自律、团队意识和意志品质，松散脆弱的连接无法适应灾害应对需求。
（三）培育社区网络中心节点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理论，社区居民连接建立并形成的网络，会表现出无标度的幂律分布和“中心节点”特征，即总有一些居民或组织在社区中与其他人的连接频度和强度较高，形成连接中心，而大部分居民与社区内其他人联系沟通很少。其中，政府社区管理部门是最大的“中心节点”，按制度建于明处，居民“中心节点”（有的甚至会发育成有重大影响的“枢纽型节点”）自发形成处于暗处，但在社区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有时甚至超过政府“中心节点”）。这些“中心节点”是社区自组织形成的关键，具有动员、赋能、行动组织、矛盾调解等功能潜质，培育、引导和利用好社区网络“中心节点”是促成灾害治理社会协同的重要手段，其中关键是发现和培育社区民间“枢纽型节点”。
（四）建立多中心协同机制
综合考虑我国的灾害管理体制和社区网络的“多中心节点”结构特征，要发挥以社区为核心的灾害治理社会协同作用，就必须建立政府“中心节点”主导，民间”中心节点”配合的协同机制。从功能角度分析，这一机制应该具备日常联络沟通、灾害信息预警、资源（人财物)动员、应急任务分配、行动协调、矛盾纠纷调解、成员安全保障、灾后恢复、过程监督评估等主要内容。根据协同学“役使原理”，这种协同机制就是主宰社区网络向政社协同灾害治理方向演化的又一重要序参量，它可以调节社区居民的连接偏好，“役使”（指挥）社区网络的各“中心节点”协调行动，破解协同短板和难题，实现灾害治理的“帕累托改进”和治理环境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