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动力学视角看，明代朝贡体系的形成，是多重动力因素的结果。
（一）主体动力
明太祖的思想作为核心动力，国家安全的考量、皇权天下观、儒家天下观、新王朝合法性认同的需要等等，是朝贡体系主体动力之源。朝贡体系的本质和根本动力是和平，即明太祖的“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
明朝的集体意志包括所有行动者也都有其动力，同时外国人同样有其参与对华传播的动力（利益驱动）。朝贡体系中出现的问题，是多重动力不能实现内部协调的结果。
（二）场域动力
朝贡体系涉及的场域，是宗主国和藩属国以及其他朝贡体系的国家的关系。在朝贡体系中，处于核心关系的，是朝贡与册封的关系。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朝贡体系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框架，是朝贡与册封的交换，一方面是皇帝的藩封，另一方面是藩臣的朝贡。
朝贡本身包含了政治、经济双重含义。在朝贡体系之边缘，贸易作为维系、发展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是该体系的主要动力，以满足各朝贡国的经济需求。海外诸国前来朝贡，主要是为经济利益而来。明太祖早已有言，海外番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马克斯·韦伯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国内贸易市场，这种贸易对于满足广大地区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国内贸易市场成熟，可以满足需求，那么朝贡体系内以交换物资为目的的经济侧面——对外贸易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呢？无疑是海外各国的强烈物质需求。海外国家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不断前来明朝请求开放贸易，明朝即将其纳入明朝朝贡体系，开展官方主导的贸易。
（三）朝贡体系的动力学结构形式
明朝的对外关系，与其国内统治的中央—地方关系相似。国内统治为省—府—县建制，而由本国向朝贡地区的过渡地带包括内圈的“土司”建制地带和外圈的“羁縻”建制地带。按照来自中央影响力的强弱顺序，朝贡国依次位于相邻的同心圆的不同圆环上。以东亚为中心，包括东南、东北、中央、西北的亚洲各部，以及同印度经济圈交错的地区，这些地区作为整体的朝贡贸易圈发挥作用。作为中国古代理想的“礼治”世界秩序的朝贡体系，内圈为朝鲜、日本、越南的汉文化圈，外圈为其他周边国家及海外国家。于是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前，以中国为核心、包括东北亚、东南亚诸国、以朝贡贸易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秩序就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