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治”方针：朝贡体系对外传播的核心
明太祖朱元璋在即位的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起到翌年的正月间，遣使赉皇帝即位玺书到高丽、安南、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催促向新王朝进贡之事。洪武二年，安南、高丽、占城等，分别入贡请爵，朱元璋册封其首长为王。明朝与安南、高丽、占城这三个周边国家形成了宗藩关系。其后，明太祖陆续遣使赴周边诸国督促进贡。除上述三国外，赉玺书所赴诸国还有洪武三年六月前往的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畏吾儿等，同年八月前往的暹罗、三佛齐、渤泥、真腊等，共十数国以上。对于日本，洪武元年、二年、三年、五年连续派遣使臣。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诏定番国进表礼仪。二十七年（1394），东面和南面的朝贡国已经有17个。次年，明使出疆，周于四维，所历邦国36个，大国有18个。
朝贡体系的重要目标是以明朝为中心，在明与周边诸国间建立起“礼”的秩序，确立东亚的国际秩序，也即将周边诸国置于明朝国内秩序的外延线上，通过周边诸国实践中国的“礼”的文化，来实现中华与夷狄共存的世界。规模宏大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正是明初“礼治”外交方针的一次伟大实践。
朝贡体系的“礼治”，存在于法治与人治之间。这一由“承天命”而获得合法性统治权力思想的礼治，由内而外，延伸到外交关系，在朝贡体系中表现出来。明代朝贡体系的“虚礼”属性明显，强调礼仪性、象征性。“礼治”也是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的规范、道德准则与人生标准。因此被施行于明太祖的对外传播原则，是顺理成章的。
（二）“怀柔”方针：朝贡体系对外传播的手段
朝贡贸易体系具有突出的明朝对待周边国家、海外国家的政策特点——“怀柔”方针。由于正常的民间海外贸易被禁止，各国寻求中国的财货和资助，就通过朝贡贸易达到目的。承袭历代传统，明朝对四周国家以宗主国自居，实行封贡与柔远的对外方针，使得他国尽效贡职，行臣民之礼，成为藩属国。洪武十六年（1383）五月，朱元璋对礼部大臣训示：“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明成祖在对待日本使团来到宁波后被发现携带武器的问题，就展现了“怀柔”之法。《明成祖实录》卷23记载，“上曰：无所鬻则官为准中国之直（值）市之，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明成祖指示，兵器不能在市场上买卖，官府就要根据价格买下来，不能拘泥于法禁，而失去朝廷宽大之意，阻止外国人归慕中华之心。日本海盗的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明朝政府对日本加强实施“怀柔”政策，意图通过发展明朝与室町幕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促使室町幕府禁止倭寇。而明朝对日本“既仇又惧”的心态，从官方延伸至民间。明朝统治阶级一直担心拒绝日本的朝贡贸易、限制日本的朝贡贸易利益，会招致日本海盗对海防的更大冲击。这种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群众，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明代中国海洋事业由盛而衰，明朝政府所采取的内外有别的海外交通政策是其重要原因。以“怀柔”之法对待外国人，而压制本国出海商民，以至于损抑国民之力，不能抵御外敌入侵，终致海上中国落后于世界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