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道尚义、以德立国的处世之道，认为暴力、强权绝非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各国在处理邦交关系上应遵循亲仁善邻的和平之道。中国古代王朝的邦交之道大多以道义德教为价值取向，倡导“怀远以德，不闻以兵”的和平外交原则。朝贡体系规定了近古时代中国对国际或国家间关系的约定，它基于这样的构想：和平、交流、平等、尊重、支持和大国责任。世界秩序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而朝贡体系可以认为是中国近古对世界秩序建构的一种方案与治理措施，是东亚前近代社会国际上政治友好关系的象征。
（一）明太祖思想：朝贡体系对外传播的核心
对外传播服从于外交需要。明代的外交观念内容丰富，非单一的朝贡体系所能包含。朝贡体系也非明朝乃至中国所独有。明朝朝贡体系的特征，服从于明太祖的天下国家观。“中国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欢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今后若与安南往来，尔中书行移诏书，无故不轻往，使彼得以自由，岂不有便于外夷者欤？”“国无大小，授必上穹，当斯要任，岂不阙位艰哉。”在明太祖的观念里，中外交往只要彼此相得，可以不要繁文缛节，更可“使彼得自由”，明确不欲干涉别国内政。
在朝贡关系中，明太祖重视的是诚信，而非贡物。“尔中书昭示安南知会，若欲三年来贡，其陪臣行人许五人而止，进见之物，须教至微至轻，必来使自捧而至，免劳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诚而已。”“诚”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礼记·中庸》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把“诚”视为事物的本体，处理事务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朝贡品只是虚礼，强调物轻而情厚。而明太祖之“诚”意，一方面在于国家间交往之诚，“前者，朕令安南来见，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贡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坚，何在物之盛。”“自今以后，薄来而情厚则可，若其厚来而情薄，是为不可。”另一方面则是视其国君对内治理的态度，有无出现非正常的统治易位等行为。“使者自安南归，即日奏陈安南人情礼意。其彼中动以侮诈为先，非以小事大之诚，乃生事之国，不可数令人往来。近有岁贡将期，尔中书速遣人至临境，止行人归，毋尚虚礼令安南国王省己修仁。”当外国有失诚信时，就对其采取“却贡”的方式，表示中断交往的惩戒态度。“朕思限山隔海，似难声教，当听彼自然，不干名爵。”“前者不令来朝，彼坚执不听，及其与之期约，而乃不遵所约。其状显然，止可各固封疆，使其自然。”这直接影响了明代的对外传播整体风格。
明太祖的诏令文书中，还显示出其疆界意识，“在昔中国之君虽统，朕思限山阻川，实为疆制，若我中国有道内安，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来者。……安分高枕，虽不来朝，亦也无虞。”即明确邻国关系的认定，各守疆制、互不干扰。同时还表达了若边境安定，外国也可不来朝贡的态度。
另外，明太祖对明朝军人的诏谕中，直接反映了他的海防意识，“且沧海之旷也，人将以为险，朕谓非险也。其海滨迤西及南诸番蛮貊，国无大小，环而王者不知其数矣，海之旷，吾与共之。”并没有不切实际地认为自己就是天下之主，而认识到海外存在着众多国家，具有危险，需加以防备。
（二）天下国家制度：朝贡体系对外传播的观念之维
明太祖的“天下国家”，具有协调中国与诸邦关系的观念，表现了一种新的国家关系问题的思考尺度，即“天下尺度”。中国哲学里的一个表达方式——“天下”，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同时意味着世界社会、世界制度以及关于世界制度的文化理念，因此它是个全方位的完整的世界概念。而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中，早已有“家—国—天下”的结构，意味着一种比西方分析单位结构更广阔因此更有潜力的解释框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出而为帝王师”，所以，帝王的天下国家理想，可以推定为古代中国哲人的思想实践。
按照中国的天下理论，世界才是思考各种问题的最后尺度，国家只是从属于世界社会这一解释框架的次一级别的单位；但国家不能以国家尺度对自身的合法性进行充分的辩护，而必须在天下尺度中获得合法性。那么，出于自身新政权的“合法性”要求昭告天下，也使得明太祖有“以天下观天下”的思想意识。中国的“天下理念”，使朱元璋获得了能在内心让明王朝视野达到当时物质条件能帮助达到的最大世界空间与眼界，也让明朝的对外传播在内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了高于国家的利益、价值和责任，力求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与国家交往准则。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再到明宣宗，一脉相承的是大一统的世界观，至今留存的明朝初年的地图《大明混一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命名就说明了明朝帝王的天下观具有宏大的包容性，“混一”所代表的正是大一统的理念。明朝意图构建自己的世界“万邦”体系，以和平世界理想塑造或构建国家间关系。这一体系把世界想象成一个中央大国与众多藩属国的关系，是相互尊重与认同的关系，是“礼”的认同的关系，互不干涉内政的关系。如果说，“天下”要表达的正是关于国家的一种理想或者说是完美概念，那么明太祖的“天下”概念，则形成了他对明朝皇权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理想模式，即停止征伐和平相处。“天下”概念，既有地理性含义，即地理学意义上的“天下所有的土地”，又有心理性含义——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国家政权之外，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同样要有“得民心”的心理性。古人说以德怀人，要修德，以德治天下，以此而让天下国家的人们能远道而来。也显示出“天下一家”的想象。
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绝不追求掠夺藩属国的土地、人民和财富。明太祖朱元璋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皇帝派监察御史张敬之出使渤泥国。渤泥国国王表示，现在国家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贡献，欲推迟三年再造舟遣使入贡。使臣听后说：“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可见中国皇帝为的是营造“万邦来朝”的政治气氛，而非以掠夺藩国土地、财富为目的。陈达生指出“文明交流在欧洲人那里通常通过暴力，如战争、侵占领土、殖民统治等方式来进行”，而郑和下西洋则是“以和平方式达至文化交流目的的最佳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