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前后，被推至大众文艺改造聚光灯之下的戏曲改革从具有“内向型”文化特征的解放区开始扩辐至整个新中国的文化场域。基于对延安文艺大众化部分经验的复制与延展，这一“人民新戏曲”的建构进程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新的政治力量以单位组织的方式及全面介入的姿态直接进入戏曲构思、创作、传播、演出、接受的每个环节。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为代表的一众戏曲组织机构的建立，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在戏曲生产这一文化场域之中，话语的言说主体由以演出实践为主的艺术主体为具有官方色彩的行政主体；话语的内在驱动由报刊争鸣转为会议决定、指示、会演等方式；话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结纽带由经济替换为政治。而这一行为的目的最终指向，即“摆脱传统社会种种限制劳动力、资本、信息流动的等级界限和地区间相互隔绝状态，拓展和保护统一的国内市场，培养适应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流方式的标准化的国民‘大众’”。
（一）单位设置与组织功能：戏改机制的覆盖形成
藉单位机构集中统筹戏曲改革工作的计划，于延安时期便已初具雏形。曾任延安平剧研究院研究员的演员简朴就指出：“延安平剧院改革平剧的实践，在建国后为制定党的戏曲工作方针，为广泛开展戏曲（主要是京剧）艺术革新，提供了历史经验，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于1949年7月29日第二版头题位置醒目的刊发了《改进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改进会发起人集会 毛主席题示"推陈出新”》的简讯，并于其后附录了《中国戏曲改进会发起人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在这份长达224人的名单中，从其人员构成而言，除了专业从事戏曲的演员如沈金波、王瑶卿，剧作家景孤血、顾仲彝等人士之外，携着延安经验“进城”的文艺工作者如杨绍萱、马少波、张庚等人的身影亦占据多数席位；此外，还有致力于小说、诗歌创作的作家，有投身于电影、话剧等艺类的导演或编剧，其他如画家吴幻荪、播音员夏青、音乐家周巍峙等人也散见其中，甚至于史若虚、陈伯达等军管将领或行政干部亦赫然在列。以上，将悉数出场的各领域代表组织起来发起这一集会，昭示着戏曲改革绝不再仅仅为文艺界的“私事”，再从戏曲改进会本身革新目标之明确、文艺资源之集中、版图架构之庞大，从发起成员身份背景之复杂、涵盖行业之广泛、行政职能之参与，亦不难看出在过往长期处于民间自由样态的戏曲领域，在各团体势力相互介入、关联及制约的趋势中，一种全面的统管力量及全新的改革蓝图正在形成。
从戏曲行业的组织功能而言，在承继了延安平剧院建制的部分经验基础之上，建国初期的戏改机构被赋予的各项职能，呈现出相当的综合性、全面性特征。1949年11月1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正式成立。“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组织机构，设有四处二室”——艺术处、编审处、辅导处、曲艺处、办公室、资料室，兼具理论研究与行政管理职能。其下设的诸如京剧研究院、大众剧场、戏曲实验学校、新戏曲书店等直属单位，更是基本涵盖了与戏曲艺术相关的演出实践、剧场建设、教育教学、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这从彼时《人民日报》的相关简讯报道中，便可窥见一斑。譬如在理论建设方面，为响应戏曲改革的号召，围绕着“改戏”工作，作为中国戏曲改进会发起人之一的京剧名旦程砚秋于1949年12月2日率领其剧团“秋声社”启程赴西北地区考察地方戏，其调研成果部分刊载至《人民日报》1950年2月26日的《西北戏曲访问小记》。文章从旧剧下降的原因、农村农民演剧的景观、秦腔唱腔的缘起、迷胡灯影傀儡戏等其他戏类的所见、剧团排演新戏的现况、剧本缺乏的问题及对策、戏曲学校杂志等相关体系的完善等几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作为戏改工作一员的程砚秋对于西北地方戏曲源流、现状及发展作出的观察与思考。此文旁亦刊载了周扬的复信——《关于地方戏曲的调查研究工作——致程砚秋先生的一封信》并着意添加了编者按语，从旧文艺改造工程的决策者高度肯定了戏曲调研工作的意义。在剧场剧团建设方面，不同于相对单纯的文学生产流程，戏曲的演出生态因交错着戏院、剧团、名角儿、“七科”、“三行”、“把头儿”、“看座儿的”等众多依附于戏曲生存者的利益而呈现出格外错综复杂的一面。因此，为革新旧戏所寄居的演绎环境，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中分管辅导处的马彦祥以新中国第一个国营剧场——大众剧场[ 1949年12月上旬，戏曲改进局将文化部交给管理和使用的华乐戏院，更名为大众剧场。特此说明。]为实验点，借剧场经理的身份着手开始了牵涉着重重资本矛盾的戏曲“改制”工作。在初步取缔职业掮客、重组职工队伍、明确观戏秩序、从严审查剧目、重葺剧场座席之后，195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简讯《戏曲改进局筹办 大众剧场 定廿日开业》，大众剧场正式宣告开业。此后于一月至三月间，大众剧场持续以较大版幅刊发广告，联合中国京剧研究院或戏曲实验学校上演了诸如《江汉渔歌》《三打祝家庄》《新白兔记》《新大名府》等一众改革新戏。观其“狂满！连日狂满！”“连日客满”的广告词虽不免有招徕之意，但仍能够看出其时部分剧目演出景象之热烈。戏曲教育方面，作为直接针对戏曲“改人”工作的阵地，戏改局的教育实践活动基本围绕着周恩来所倡导的“重视与改进，团结与教育，二者缺一不可”戏曲艺人改造的总方针展开。1950年1月28日，在原四维儿童戏剧学校三分校的基础上，戏曲实验学校正式于北京成立，由戏曲改进局局长田汉直接兼任校长。同年2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则《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聘请王瑶卿尚和玉等七人为戏曲实验学校名誉教授》的消息，并指出此举旨在“充实该局所属戏曲实验学校师资，并执行人民政府团结旧艺人大力进行戏曲改革的政策”，可见其培养新艺人与团结旧艺人的双重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