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带来的是世界性的融合发展，如何在全球树立民族自信心是各个国家、民族不断探究的问题。就中国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是中国树立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 为此，中央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文件。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任务。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而形式专题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工作要求；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了“十三五”时期要基本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此，国家还开展了一系列的保护活动。并不断地加强与外来文化的合作交流，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开启，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不断地探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
除此之外，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层出不穷。从国家层面：国家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梳理，统筹实施了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国家古籍保护工程等15个重点计划项目，编撰了《复兴文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从个人层面：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强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当从大处着眼，坚持文化艺术活动为治国理政服务，为社会、为人民服务，防止其游离于国家主流价值观之外。“文以载道”，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把重点放在“传道”上，杜绝简单的移植、翻版；倡导注重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致性，与当前供给侧结构改革相结合，注重文化艺术产品质量，为社会提供文化精品；呼吁规范文化艺术行为，重视文化发展的制度建设和文艺工作者的自律建设，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乱象。贾磊磊研究员从学理层面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问题进行了互文性阐释，为当下认识传统文化艺术的精神价值传承、探索多元化文化传承的方式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研究的视角。邱春林研究员以现代性和民族性辨析为切入点，作出手工艺走在复兴传统文化前列的判断，指出创作与传承只有遵从手工艺自身的规律，才能有效保持其活力。诸如此类的学术文章和观点有很多，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国家级的政治战略话题，也是国家级的学术研究课题。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无论看作是政治话题，还是学术课题，都必须将其放在时代语境中来研究，也就是说用传统文化来解决当代中国现象，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体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这是一种具体的历史性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发展，如在清朝末年，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袭和挑战，“中庸”的文化思想越来越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甚至对中国人的人格起到了退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年代，这种“中庸”的思想更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成为革命前进道路上被批判的对象。这都是“中庸”思想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时期所产生的负面意义。但是，如今的和平建设年代，社会需要和谐发展，“中庸”思想又获得了积极正面的意义，有助于引导人们正确、合理的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正确地处理好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从而具有了现代化的内涵意义。
探究如何坚守传统文化，应该研究的是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坚守。正如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所说：以问题为导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寻找良方。对于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的探究并不是一味地按照线性关系，寻找其延续的方法和途径，而是将其融入时代语境中，通过当代的不同媒介、不同的方式呈现出一种互文性的精神传承，而不是简单的技术传承和形式传承。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媒介将肩负着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积极向公众推介优秀的文化成果，有意识的抵制低劣的、腐朽的文化，不能让公众疏离传统文化。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更不能是简单的照搬，这样势必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所以，寻找正确的、恰当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以崭新的时代风貌呈现出来，将能极大地扩大其传播效果。
当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光有媒介的传播是不行的，还需要人的参与，不仅需要传统文化坚守者和媒介传播者的参与，更需要社会全民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