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是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开创期。两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朝野士绅首先接触到西方发达的器物文明，认识到中国欲自强必先学习、了解西方，而译介西方书籍首当其冲，“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译夷书始。”故身处变局之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员逐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甫办洋务，“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船舟等具为下手工夫办洋务、译介西方文化，自然离不开通晓西方语言和科技知识之人才，“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因此部分士林学者亦主张办馆收徒、翻译西书。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主张，“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聪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王韬则积极主张“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
此时期翻译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国内办馆和游学海外两种途径来实现。国内办馆，即由政府出资延聘中外人士充当教习，学生亦源自官绅子弟，译著内容自然受官方控制，且从事译著人数十分有限。如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开馆时仅有英文馆，后虽相继添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即日文）馆，但学生人数在其规模较大时的1879年和1888年，才分别“增至一百”、“加至一百二十五人”。上海广方言馆成立于1863年，“仿照同文馆之例”，“选近郡年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广州同文馆也于1864年6月开馆，选荐官绅子弟仅20人，“按期考试，分别激劝，务令精心研究，奋力学习”，虽有美国人教授外文，但学生“仍随时兼习清字清语，以重本务。”这些相继成立的新式机构，基本都内设有译书局或翻译馆，延聘外国人充当教习，选荐官绅子弟担任翻译人员。游学海外，是另一种培养翻译人才之途径。曾国藩于1872年上奏清政府，主张派遣士绅子弟游学海外，“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易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同年8月，容闳、陈兰彬率上海广方言馆学生30人赴美留学，开启近代官派留学生求学海外之门，此后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幼童陆续奔赴海外。此时期所出现的这些翻译机构，多是作为官方附属机构面世，但政府对其译翻译活动的掌控力是较为强势的。
就翻译方法来看，外国人口译与中国人笔述相结合，是此时期采用较为普遍之方法。如在江南制造局供职之傅兰雅，于1880年回忆该局翻译西书概况时说道：“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此时期之译著内容，以影响最大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据学者统计：翻译馆共出西书180种，其中社会科学21种，自然科学37种，医学与农学23种，工艺制造28种，军事科学41种，船政、工程、矿学等30种
分别占总数之11.6%、20.6%、12.8%、15.5%、22.8%、16.7%，此时期所译之书以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为主，社会科学译著十分匮乏。难怪康有为1898年上奏清政府时指出，因“泰西文义迥异，译者极难，越月逾岁乃成一种”，故从曾国藩开设制造局“至今数十年”，“得书不满百种蔡元培在1901年亦指出：“近数十年，制造局、同文馆及广学会译印图书，而彼国理科法科及历史之书稍稍传布。”[]从康、蔡两人之论中可以看出，此时期政府虽开办各种翻译机构，但译著总体数量少，且种类亦偏重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是在清末民初才逐渐被译介给国人。这一点在梁启超所撰《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得到印证，“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张之洞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亦主张：“今此各会先办译书，首译各国书报”，“次译章程条教律例条约公法日录招牌等书，然后及地图暨各种学术之书”。这一时期除译著内容发生变化外，亦有少数士人开始尝试探索新译法。严复在《天演论序》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严氏所提倡的译著方法，却遭到梁启超的反对，认为这种译法“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始难索解”。[]但严氏在译介外国文化方面所独创的译著方法，使其成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翻译事业之楷模。部分不通外文或无游学经历者如林纾，则是依靠口译和笔述相结合之法，“魏君口述，余则叙致为文章”，或者“随吾友魏生易，曾生宗巩，陈生杜蘅，李生世中之后，听其朗诵西文，译为华语。畏庐则走笔书之。”
考察此时期的翻译活动，看得出无论是该时期翻译机构的创立、译著内容的选取、翻译人才的培养甚至是译著方法等，基本都是在官方主导下进行的，译介活动之目的亦是为官方意识服务，“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这就造成翻译活动难免带有急功近利之特性。毕竟此时期作为近代翻译事业的初创期，多数译者是受官方掌控或是由与官方联系紧密之人充任，其文化自觉意识尚处于幽闭状态，民间译著之力相对薄弱。同时，此时期译著内容多囿于格致之学，即以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为主。因此时期亦是中西文化的初次触碰，西方以船坚炮利为表象所展现出的先进器物，吸引着近代先进中国人迈出向西方学习的艰难步伐。故从思想史角度来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首先从器物层面发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