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媒体的主观性和服务性
目前,许多传统媒体都将微博作为媒体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在过渡时期,一些传统媒体记者有时会站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道德高点,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客观事实做出道德判断。这种主观作用使媒体从业者在客观事实的本质上变得简单，分类、发布的信息也戴着有色眼镜,这很容易导致舆论误导。目前,许多传统媒体在发挥议程设置的功能上有意一味迎合微博设置的议题,或者在微博问题面前缺乏客观理性的立场。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两级传播理论认为,人际交往在态度转变方面比大众传播更有效,即二级交流更为重要。在乔任梁去世的事件中,一些媒体通过陈乔恩的"未陈述"行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作为信息的二级处理者,舆论的内容传播到更多的受众,并且事件被激活成为道德绑架的催化剂。
(二)道德绑架成为舆论领袖的有利营销手段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还蕴涵着无限商机。在金钱的驱动,对利益的追求逐渐成为新媒体时代的道德绑架的目的之一。微博营销是基于个人或企业微博作为营销平台。它使用微博的关注和重视机制,通过更新自己的微博动态,传播企业信息和产品信息传递给用户,并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更新内容,每天与你互动,或发布感兴趣的话题,以达到营销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粉丝数是关键,微博营销的成功,每个粉丝是一个潜在的客户。微博营销账号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微博认证微博,另一种是各种网红微博V个人账号。这些微博帐户已成为道德绑架事件的意见领袖,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粉丝群。通过微博上的热门网络活动,抢夺话语权,引导和控制舆论,不断吸收粉丝,最终达到促进产品获取利益的目的。现如今在美妆博主的视频里经常能看到他们对一些热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评价,甚至存在语言过激的情况,而网友们还觉得他们的舆论领袖性格直爽,疯狂转评赞,其实这极有可能出现道德绑架的悲剧。
(三)网民群体的盲目性更甚
微博平台很容易通过话题讨论和网络标签聚集具有相同价值观和爱好的用户。他们之间有很强的认同感,相互感染。再加上网络的虚拟性使得参与者获得强烈的安全感。主观色彩和情绪都发挥更强的作用,。非理性的言论不断叠加和汇聚引爆网民的非理性情绪。这种道德绑架已经成为网民狂欢,只有发泄情绪和表达不理性的诉求。正如《乌合之众》里所说“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的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