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学毕业会考不能代替大学入学考试
中学毕业会考开始推行之初，全国教育界人士及许多学生家长对此议论颇多，认为高中毕业会考会加重学生的负担。“中学生的考试，虽然有他的缺点，我们却也不能因此便不仔细考虑，也不缜密研究，立时把学校毕业考试，高中毕业会考或大学入学考试一概取消，况且在实际上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已提高了中学毕业生的程度，促进一般中学的教育方法与设施”。因此，作为中学学习情况基本考核手段的中学毕业会考并未取消，教育部强力推进并严格举行中学毕业生会考，最终使中学毕业会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说明了教育行政机关具备操作国家考试的能力。
我国大学实施的统一招生制度与英、法、德、美等国的招生制度有所不同。英、法、德等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与中学毕业会考紧密相连，只要中学毕业，就能升入大学。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科长的黄龙先（先后任民国二十八年度、二十九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委员），曾论述了英、法、德、美、加拿大等国的大学入学制度，认为如果实施中学毕业考试与大学入学考试合一，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中学的教育质量要有保障；第二，中学毕业考试应由大学或教育行政机关实施；第三，中学毕业考试应当特别严格。然而，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将中学毕业会考与大学入学考试合而为一的条件，“我国中学有统一的课程标准，这是近十年的事情，会考的实施，也不过八年的历史，中学程度既不如英、法之高，会考亦不如英、法之严，若及格者一律准其升学，不加限制，大学势难全部容纳，而大学程度亦有降低之虞”。一些大学校长也一直不满中学的教育质量，认为中学教育不能为大学提供满意的生源。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撰文评论当时的中学教育，“这几年来，国内中学大部分实在办得很有缺陷，而大学直接与中学相衔接，因之也受到很密切的影响。固然中学办得好的也是不少，不能一笔抹煞，但大部分的中学实在办得太坏……这几年来各大学新生入学考试，1000本数学试卷中间，打0分的约在五百本以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指出中等教育的不足导致招不到合格的大学新生：“本校历届招考新生，投考者累千，录取不逮什一。一般中学程度之低落，无可讳言。”因此，在中学会考尚不能替代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改革大学招生制度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办法，可以提高大学入学标准，进而促进高等教育质量。
（二）三校联合招生的试验
我国教育最高行政机构，历来注意改进中学毕业生的考试问题。“近年来因中学举行毕业会考，各大学均在八月招生，各校考期不同。高中毕业生投考，往往虑及录取问题，报考数校如均经录取，则择一入校肄业。因此大学每年所收新生名额，事先颇难预计，且各校每派员分赴各地办理招考，亦不经济。而学生甫经应会考，辄又迭应入学试，其身心健康大受影响。虽各大学间有彼此互约同日举行入学试，防止跨考者。但学生择校机会，不免因此剥夺。”于是，一些学校开始实行联合招生的办法。一方面，可减少学校行政上困难，严格录取学生；另一方面，可减少学生跋涉及考试次数，增加录取机会。联合招生的办法在英、法、美等国施行已久，成效显著。1937年，教育部借鉴国内外的作法，令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联合招生，因北平学校有特殊情形，于是由中央武汉浙江三大学联合举办。中央、武汉、浙江三大学举办联合招生，是改善大学入学考试的试验，虽然只是小范围内的改革尝试，但与大学统一招生改革思路相同。当1937年三所国立大学联合招生时，教育部以抗战需要和国家需要的名义通令专科以上学校：教育部将统筹实施1938年度招生。实行联合招生办法。
（三）适应抗战时期的特殊需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大片国土沧丧，战火蔓延至我国教育文化机构密集的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地，高等教育遭受深重劫难。“寇骑所至，庐舍为毁，而学校及学术文化机关，尤为敌人所妒视，摧残破坏，唯恐不力。当时平津京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都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计数”。面对战火的威胁，为保存教育文化，继续培养人才，国民政府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将高校内迁至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并加以改组、调整和扩充。高校内迁的地理布局相对集中，这为制定和实施统一招生政策提供了极大的地理优势。在辗转迁移的过程中，许多学校办学极为艰苦，校舍简陋，办学经费不足，教学资源短缺，还时刻遭受空袭的干扰。在战火连绵、动荡不安的环境下，许多省立高校和私立学校迫切寻求政府的支援和帮助，纷纷改为国立，从而为国民政府加强对大学的掌控提供了契机。国民政府也试图通过控制高等教育来为抗战及维护自身统治服务，随即加强了对高校各方面的管理。
抗战前各大学实行自主招生，各校根据自身需要和所设专业单独招考，但难以满足抗战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面对严酷的战争形势，教育界有识之士一致呼吁改革高校招生政策，以培养更多专门人才。在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政府开始收回教育权，逐步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与管理，将大学发展纳入政府统一管制之下，颁布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法令法规。1938 年制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致；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为了满足抗战的需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重新调整高等教育。1938年起，教育部为适应抗战时期的特殊需要，举办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教育部期望通过招生考试手段强化对各级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控制，从而为抗战建国培养更多的实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