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元经济显著且人口众多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很低，传统的中国小农生产方式致使农业生产效率始终处在较低水平。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力输出商品和资本的同时，一些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制度也被引入中国，有利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仍主要集中在一些轻工消费品领域，传统农业依旧占据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至抗战前农业部门始终占总产值60%以上。笔者曾从总供求函数、贸易条件和马歇尔-勒纳条件三个角度证明过近代中国的社会总需求受到总供给约束，换言之，近代中国处于严重的“总量短缺”状态。“结构性短缺”同样广泛存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只是部分“结构性短缺”可由进口补足。[ 关于“总量短缺”和“结构性短缺”，可参考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先生的著作《短缺经济学》和樊纲先生所著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国民收入不足就意味着国民可支配收入不足，国民消费会严重受到自身的支出预算限制。此外，国民收入不足还会直接导致社会总储蓄不足，而传统农业生产又不足以给社会提供充足的储蓄，这就会严重限制社会总投资增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基于近代中国的宏观经济情况，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居民消费可能会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人均收入
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消费思想体系中，收入都是消费的核心影响因素。近代中国的国民收入普遍较低，平均消费倾向理应较高。即便在经济形势相对较好的1931-1936年间，恩格尔系数也始终高于0.6。据研究，1926年国民在食品、衣服及燃料灯火等日常生活之必需品方面的消费就能占总支出的97%左右。1930年前后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户收不抵支，借贷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消费。据卜凯先生调查，1933年中国农户负债率达39%，1935年农户负债率约有44%。另有统计资料表明，近代中国的民众有时不仅需要借钱，还需要借粮度日，1934-1935年中国各类农户借款中用于伙食支出的能占42%，对于这些需要借钱借粮度日的贫农来说，边际消费倾向甚至大于1。因此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国民基本消费需求远未获得满足，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总收入不足，另一主要原因还在于国民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但国民收入是国民最基本的消费保障和来源，每个国民的一切消费动机和行为都以他或他所在的家庭收入为消费预期的出发点，因此我们认为，人均收入是近代中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且居民消费随人均收入同增同减。
2.消费品价格
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消费品价格对于国民消费的影响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假定名义货币收入不变，若消费品价格上升，则等量货币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此为收入效应。另外，部分商品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如不同肉类，不同材质的衣物，或是煤油灯与蜡烛之间等。当某种商品名义价格上涨时，部分消费者会选择购买此种物品的替代品，此为替代效应。
通常来说，微观经济学中有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之分，正常商品价格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作用方向相同，低档商品价格的两种效应作用方向相反。但近代时期对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来说几乎没有现代消费理论中的“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之分。另外，虽然微观层面的价格替代效应从宏观层面上来说也可以成立，比如，近代时期外商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商品输出，会想方设法降低某些商品的价格以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但类似这种因为价格对某类商品消费的社会广泛性长期替代并不多见，导致宏观层面的价格替代效应几乎不起作用。因此，消费品价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收入效应上，且与居民消费总量负相关。
3.进出口贸易
近代时期的国际贸易无论从口岸开放、商品进口的选择还是关税行政来看，中央政府都处于被动状态，直至20世纪三十年代有所改善。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至20世纪三十年代初，总进口货物中消费资料所占比重始终高于70%，至1936年消费品进口比重仍占56%，其中直接消费品的进口又较消费品原料为巨，足见国内消费品市场空缺之大和国内生产之严重不足。结合文献综述部分的分析，我们认为无论在总量还是结构方面，近代时期的国民消费都受到进口贸易影响。另外，近代时期的进口商品可以说是先进技术的载体，通过进口可以把一些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相关生产知识引入中国，这有助于提高国内生产效率并提升国内总产值，这一点在进口资本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发展所需资本品几乎全部来自进口。
通常来说出口贸易对国内消费市场也有影响，一方面，基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出口贸易可以增加贸易国双方的国民收入并有利于刺激国内生产和消费，这是出口对国内居民消费的间接性挤入效应。另一方面，出口减少了国内居民消费总量，这是出口对国内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但近代中国的出口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出口的农产品主要包括茶、丝、棉花、蛋类、豆类和花生等，手工业品主要包括棉纱和桐油。[其中的农产品主要是农村居民为增加日常家庭收入的少量节余物品，手工业品是农民们在完成日常基本农活后的闲暇时间生产所得，一般来说农民们并不把这些纺纱和织布的手工活时间算作成本。其他如稀有金属等工业原料出口对于近代中国的居民消费无甚影响。综上，我们认为出口贸易对近代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极为有限，国际贸易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关键在于进口，且进口与居民消费总量正相关。
4.政府消费
此处我们需对近代中国的政府消费和政府支出分别定义，本文的政府消费是指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框架中被政府消耗的那部分，而政府支出是指政府的总支出额，不仅包括取自国内生产那部分，还包括外债。按照本文的定义，近代中国的政府支出实际是大于政府消费的，因为近代中国的中央政府频频向国外借款。政府消费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四个组成部分之一，同国内居民消费和出口一同构成对一国生产的总消费需求。在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中，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莫衷一是。通常认为，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有挤出和挤入两种效应：挤入效应又称互补效应，是指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有利于刺激居民消费增长（主要源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支出乘数一说）；挤出效应又称替代效应，是指政府在消费源头上挤占了私人消费（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跨期消费模型）。我们认为，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既有挤入效应也有挤出效应，关键在于政府消费支出的去向以及不同去向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正负效应之和，至于最后的效应为正还是为负，需要用计量经济学工具进一步验证。
首先看政府支出的去向，近代中央政府支出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和内外债的还本付息，北洋政府时期这两项支出甚至占政府总支出的80%以上。1928-1937年南京政府的支出主要流向借款和赔款的还本付息、军费及政府行政运转成本，其中1928-1933年这三项占政府总支出92%以上，1934-1937年占比略有下降，约在80%-85%之间。若将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支出上，1931-1936年国家政府总支出约占国民收入的3.2%-6%。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政府支出的去向对于提升国内居民消费几乎没有多少实际效用。再看政府消费的来源，近代中国的政府消费有两大主要来源：税收和公债。主要税项包括关税、盐税、货物税和田赋，前三项是南京政府时期最主要的税源，后三项虽取之于民但用之于民的甚少。1930年南京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以前，政府税收主要来自于盐税、货物税和田赋等，这些国税、地方税以及内债皆是国民收入的内部转移，结合对政府支出的去向分析，我们认为政府消费对国民可支配收入乃至居民消费理应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5.人口
古典经济学最早探讨了人口增长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法国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曾在其代表作《人口论》中探讨了人口增长和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他在该书中提出“人由于自己的消费而变得有益”、“消费是再生产不可缺少的条件”等经典消费理念。他认为人口的增长取决于财富的增加，因为人都有消费需求。英国人口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其经典著作《人口原理》一书中更是直接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他认为人口增长与消费资料相互牵制，只有社会“有效需求”足够庞大，才能避免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这一理论后来由被誉为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凯恩斯先生继承并发扬光大。其他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都充分认识到并研究过人口与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015年以来，中国国家政府开始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正是充分认识到内需才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而内需最终还是由每个民众的消费需求构成。因此，作为经济活动和消费需求的主体，人口的总量、结构和人口迁移等都对居民消费有显著而深刻的影响。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人口的方方面面对居民消费乃至经济增长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如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预期寿命、人口年龄结构（一般用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作为指标）、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城镇化等。在生产动力严重不足的近代中国，人口处于自然增长状态，从生产角度看，人口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是供大于求的，从需求角度看，人口作为消费需求的提出者，也是供大于求。在近代中国，农村人口占比较高，大多数基层人民还挣扎于贫困线上，对于消费几乎没有多少选择权，社会所供给的产品种类可选择性也不高。换言之，近代时期国人的“有效需求”远未获得满足，而处于自然增长状态的人口总需求却又切切实实地拉动着消费乃至投资和经济增长，因此人口作为消费需求的规模变量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