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革新图书类目，体现出其自身书籍分类思想的进步。《宋史》本传中提到“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可知郑樵在考据之学上有较为突出的成就。郑樵在绍兴十九年（1149）所写的《献皇帝书》中提到自己一生所学“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并且在所学的诸多门类之中均有作品，足见其学识渊博。同时可以得知郑樵自身知识丰富，有一定的功底。郑樵在《校雠略》中提到：“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所以郑樵在进行图书分类之时，并没有沿袭之前的四部分类法，而是按照学科划分为十二类，力图使每一类书籍都是“专门之学”。
郑樵革新图书类目，还体现出宋代图书分类的新特点，即学科化。汉代《七略》实行的是六分法，除了后来通行的经史子集四分法之外，还有数术和方技两类。南朝宋王俭的《七志》虽为七分法，但却根据社会的发展附录了佛道两类，可说是九分法。《七略》和《七志》这两部早期的目录可以说是按照图书内容进行分类。晋荀勖《中经新簿》以及之后的《隋书·经籍志》也是采用的四分法，至此，算是基本上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但是到了宋代之后，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图书种类也逐渐增多。北宋李淑《邯郸图书志》除了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之外，还加入了艺术、道书、书、画四类。而北宋官修的《龙图阁书目》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类之外，加入了天文、图画两类。南宋郑寅《郑氏书目》将图书分为经录、史录、子录、文录、艺录、方技录和类录七种。这些全部都是在郑樵之前就已经问世的目录学著作，可以看出在宋代目录编纂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尊崇已经定型了的四部分类法，而是融入了宋代学术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宋代取得较高成就的书画以及天文得以单独成类，而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附属品存在，这是学科发展的明显表现。北宋目录学的发展以及南宋早期的目录分类对郑樵的目录分类有一定的影响。